撰文
肖舒妍
三月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海外传播持续加速。截至4月20日早上9:00，全球累计确诊人数已超万。
疫情之下，许多国家紧急采取了“封城”乃至“封国”的举措，避免人口流动造成病*进一步扩散。但在隔离病*的同时，也阻断了全球经济赖以生存的国际贸易通道，甚至阻隔了世界卫生组织对部分医疗欠发达地区的救援途径。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加剧动摇了人们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信心。
在印度因为“封国”而导致大米出口停滞的同时，越南作为世界第三大稻米出口国主动禁止了大米出口，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粮食出口大国也相继宣布了粮食出口禁令。世界著名智库ChathamHouse的首席执行官罗宾·尼布利特（RobinNiblett）坦言：“我们所知道的全球化在走向终结。”
疫情过后，全球化将不复存在吗？一些地区因疫情必然带来的人员损失与经济衰败，人们彼此间的误解与敌视会不会引发冲突？人们会不会因习惯性地怀疑，对他者有更大的戒心与疏离感？脱离都市，回归乡村，寻找一种更自我循环的小社区生活会不会成为某种新生活时尚？
本文从这些问题入手，梳理了学界对此问题的思考与争论。
牵一发而动全球
毫无疑问，与日俱增的国际贸易和环球旅行加剧了疫情的扩散。
美国演化生物学家贾雷德·戴蒙德在其《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提到，曾经杀死欧洲四分之一人口的黑死病，早在公元年就已出现，但直到公元年才开始全力打击欧洲，原因就在于当时出现了连接亚洲与欧洲的陆上贸易路线，货物中藏满跳蚤的毛皮为疾病传播提供了一条从中亚瘟疫区到欧洲的快速通道。
到了今天，联结全球的国际航班更是进一步加速了病*传播。仅4月11日从俄罗斯到达上海的一列航班，就有64人确诊新冠肺炎。一个月前从意大利返回浙江的10例输入性病例，引发了国内外华人的双重忧虑。
《枪炮、病菌与钢铁》(美)贾雷德·戴蒙德著，谢延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年4月
全球范围内，因为疫情的扩散，近30亿人口行动受限，“锁国”地区人流物流等流动性趋于停滞，全球航运、旅游、零售面临大萧条。当疫情全面限制了境内外交通时，我们才深刻意识到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巨大人口流动需求。
在经济方面，疫情对全球化的冲击体现得更直观。由于疫情所带来的对全球经济衰退的恐慌，美股史无前例的连续4次熔断，而此前从年熔断机制出台以来，美股只熔断过一次。为了平息恐慌，美联储紧急降息点，但降息当天市场非但没有平静，反而认为大幅降息意味着还存在更大的风险，更捏了一把汗。
继欧美之后，印度、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国家也出现了大范围疫情爆发，由于当地的医疗水平和公共卫生条件，这些国家地区的疫情将更难控制。印度作为全球最大的大米出口国，“封国”带来的大米出口停滞已经在全球范围内产生震荡。印尼和菲律宾两国宣布粮仓告急，储存量最多能维持三个月。联合国粮农组织也发出严重警告：疫情可能引发粮食危机，4、5月会出现最糟状况。
原本运转良好的全球化经济在病*面前看起来似乎不堪一击。
“疫情对世界金融和经济体系的根本冲击，是让人们意识到全球供应链和分销网络极易受到破坏，”美国外交关系委员前高级研究员劳里·加勒特（LaurieGarrett）提出，“全球化使得公司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生产，并将产品及时交付市场，从而避免仓储成本。但是新冠病*已经证明，病原体不仅可以感染人，而且会*害整个实时系统。”“在这种影响下，全球资本主义会出现一个戏剧性的新阶段——供应链离家更近。这可能会削减公司的短期利润，但会使整个系统更具弹性。”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Haass）同样认为，这场危机会导致大多数*府在接下来几年内将*策重心转向国家内部：鉴于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经济上会倾向于选择性的自给自足；大规模移民*策也会遭遇更强烈的反对；各国会降低共同解决全球问题或区域问题的意愿或承诺。
“我们所知道的全球化在走向终结，”世界著名智库ChathamHouse的首席执行官罗宾·尼布利特给出了这样的判断，“疫情过后，如果不全力维护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共同利益，那么20世纪建立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将很快坍塌。领导人需要强大的自驱力才能继续维持国际合作，而不退回地缘*治的竞争之中。”
其实，“逆全球化”的趋势在此次疫情之前已有迹象。从英国通过脱欧公投，到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并推动贸易保护、边境修墙、控制移民等一系列*策，都是“逆全球化”的标志事件。
尤瓦尔·赫拉利
《人类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近日发表的《冠状病*之后的世界》一文中提到，“在先前的全球危机中，美国担当了全球领导者的角色。但是现任美国*府已经放弃了领导者的职务。它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它更关心美国的伟大而不是关心人类的未来。”
个体观念的冲击
然而，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朱海认为，把全球化问题视为“国家间的竞争”问题，是对全球化的误读。在他看来，全球化的主角是个体，要从个体出发来理解全球化，“个体是国内市场的主角，同样也是国际市场的主角。各国的相互依赖关系，包括商品的自由贸易，人员的自由未来，资本的自由流动等正是建立在个体间的相互交流与合作之上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说疫情对于国家利益的影响还部分停留在预测阶段，那么它对于个体观念的改变已经落在纸上，而这种改变对于全球化的冲击可能更为致命。
江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黄晓丹在“一席”的一档访谈节目中提到，特朗普在把新冠病*称作“中国病*”之后，又改口道歉，说这件事“我们”不能怪美国华裔，毕竟“他们”也是无辜的，但是美国网友却认为，特朗普的道歉本身就是一种种族歧视，什么叫做“他们”，难道美国华裔就不属于“我们”吗？
在黄晓丹看来，当人们把“我们”、“他们”以一种强调文化差异和国别差异的、群体化、抽象化的方式来认知的时候，就非常容易制造歧视和矛盾，就像纳粹德国最初迫害犹太人时，就是把所有犹太人转变为“他们”。
从疫情甫一开始，欧洲部分国家出现公交车拒载戴口罩的亚洲人，到一些中国网友怒气冲冲指责此时回国的留学生“千里投*”，不难发现一道横亘在“我们”与“他们”之间的深刻鸿沟。
当“我们”是尚未感染疫情的欧洲人时，戴着口罩可能患病的亚洲人就是“他们”；当“我们”身处疫情得到控制的国内时，从疫情扩散的海外回国可能携带病*的留学生就是“他们”；当“我们”养成出门戴口罩和自我隔离的习惯，其他继续参加宗教集会、不采取防护措施的人就是“他们”。在这种对立中，“他们”似乎总是危险的、无知的、令人避而远之的甚至是可笑的。
但是我们忘记了，在疫情开始之前，在人为制造这种对立之前，“我们”与“他们”的差异其实并不成立。
《想象的共同体》（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年8月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在3月17日举行的一次网络会议上提出，目前世界民粹主义指数已经达到了二战前的高度。撇开民粹主义不谈，不断被*治化的新冠病*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推动了民族主义的兴起。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其《想象的共同体》中提出，所谓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当新冠病*在一国之内扩散、全民共同抗疫时，这种集体行动无疑加强了这种想象，“我知道，有一群人和我一样在家隔离、出门戴口罩、每天量体温”。
“有限”则为这种想象划上了边界——这个边界可以是种族也可以是国界，但不可能是全世界，没有人会把自己的行为等同于全人类的行为。所以对于民族的想象，必然伴随着界线之外“他者”的存在。
“主权”意味着这个民族拥有合法性，“共同体”则赋予人们对这个民族的责任感和同志爱，在安德森笔下，“正是这种友爱关系在过去两个世纪中，驱使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甘愿为民族——这个有限的想象——去屠杀或从容赴死”。而在今天，也是这种友爱让无数医疗工作者冒着生命危险奔赴抗议一线。
在安德森看来，民族主义是重要并值得尊重的。但毫无疑问，兴起的民族主义也会一定程度上让人们更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