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壮山河、交融互惠的晋商驼道，是中国对外贸易三大古商道——即丝绸之路、晋商驼道、茶马古道之一。“晋商驼道”这个命名，是笔者在策划和深研“晋商驼路”、“晋商古道”、“晋商之路”、“晋商驼队”、“晋商军团”、“晋商军团之道”、“晋商军团之路”等30多个不同创意词的不同意蕴之后，于年11月首创性揭示和提出的核心概念。
晋商驼道之“南三线”和“北三线”
晋商驼道，是指萌芽于先秦、雄始于汉魏、渐勃于唐朝边贸开放、崛起于宋辽澶渊之盟、兴盛于明清时代和衰落于民国时期，曾经至少多年客观存在于中国大陆地区，由占据独特的区位优势——亦即位于“中原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接合部的山西商人，勇走天涯，世代薪火相传，以骆驼作为主要交通运输工具的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古商道。晋商驼道说到底，源自以雁门关为标志的古代中国农耕民族与草原民族的经济结构互补，亦即先秦以来文献均记载的“通商互市”。
我国有六大线路型文化遗产，即对外贸易有三大古商道——丝绸之路、晋商驼道、茶马古道，对内贸易有三大古商路——京杭大运河、唐蕃古道、川陕古栈道。毋庸置疑，晋商驼道作为一种历史商业现象，是山西商人以中华儿女应有的使命感、责任心，无意中参加了营造古代中国大陆对外贸易的战略大格局——即西北地区有丝绸之路、西南地区有茶马古道、贯穿全国有晋商驼道的伟大创新。用现代理论分析一下，人们不难发现：晋商驼道是内有晋商所经营之各种商品的各自价值链、供应链和产业链的巨型商业生态系统，其历史之久远、文化之丰富、经济之价值、军事之意义、外交之影响，远非当代常人之认识和想象。
众所周知，“丝绸之路”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于年提出的，“茶马古道”是云南大学教授木霁弘于年提出的。而“晋商驼道”概念的提出，则是郎加明作为晋商后代和创新学者，几十年来，分赴国内2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考察晋商遗迹、徽商故里和边境口岸，到世界不少国家和地区的图书馆、博物馆和工商业遗产地，从浩如瀚海的典籍中，从民间口口相传的故事中，从默默留在城镇、乡村、山坳、河湾的遗存中，煮海凝盐，披沙拣金，在挖掘、策划和深研30多个创意词的不同意蕴之后予以抉择，并于年4月最后成文取得知识产权的。
“晋商驼道”，是古代中国以山西商人为主力将官道、驿道和自辟商道“以珠串链”的系统工程，是对当时科学技术可达的各种交通线路和运输工具的综合运用——在江河湖泊用木船、纤夫，草原沙漠用骆驼，崎岖山路用骡、马、驴、脚夫、鸡公车（独轮车），以及在平原丘陵地区用驼队、马车、骡车、牛车和驴车，但无疑骆驼是其中驮运路程最长、贡献最大的。况且，即使在某些崎岖山路地段，由骡、马、驴承担特殊运输，也是以驮运的方式进行，“驮”与“驼”恰好是谐音。基于晋商和骆驼为该线路的两大主体，因此，掀起历史的帷幕，把山西商人所开拓的这条漫漫古商道，称之“晋商驼道”似乎更为适宜些。
这同丝绸之路上用骆驼、骡子、马匹、毛驴等，既运丝绸、茶叶、刺绣，也运胡椒、药材、佛教经书等，却叫“丝绸之路”；茶马古道上用骡子、马匹、牦牛、人力等，既运茶叶、盐巴、红糖、木碗，也运铜锅、鼻烟、地毯等，却叫“茶马古道”，其道理是完全相似的。只不过晋商涉及领域更多和动用运力更广，单纯用丝绸、茶叶、瓷器、桐油、生漆、竹制品、蜡、棉布、粮油、食盐、食糖、纸张、书画、文具、烟草、药材、铜器、铁器、锡器、皮革、毡毯、呢绒、颜料、香料、珠宝、玉石、白银等字词，都难以准确地描述其核心涵义和商道精深，所以，本着“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原则，用“晋商驼道”来命名似比“万里茶道”或“万里茶路”更突显、更精准、更形象些。
“晋商驼道”的命名，终于史诗般、断代性地揭示了先秦至民国被尘封起码多年贯穿长城南北和长江南北，而不是仅限于明清时期年辉煌的晋商真貌全史。
据笔者考证，晋商驼道大致可有“南三线”（长江南北）驼道和“北三线”（长城内外）驼道之分，其主要枢纽为“一关、一店、三口”：即北有山西代州（今代县）雁门关、南有河南赊旗店（今社旗），以及山西右玉杀虎口（俗称“西口”）、河曲黄河渡口（亦称“西口”）和河北张家口（俗称“东口”）。每一事物都有“源流”。从空中鸟瞰，“南三线”驼道和“北三线”驼道，在雁门关以南为“三源一流”和雁门关以北为“一源三流”，即在全国呈“川”字形，正好象征和寓意晋商驼道是古代中国川流不息的物资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大动脉，是名符其实的经济走廊和流动文化。
·“南三线”：即东线（浙江、江苏中经河南至山西）基本为晋商驼道丝绸线；中线（江西中经湖北、河南至山西）基本为晋商驼道瓷器线；西线（湖南、湖北中经河南至山西）基本为晋商驼道茶叶线。
·“北三线”：即晋商驼道东北线、晋商驼道华北线和晋商驼道西北线。人所共知的“走西口”和“出东口”就是指山西商人从雁门关走出内长城之后，便分为三路：或至黄花岭棋道地（亦称“歧道地”）经张家口远赴晋商驼道东北线，或至黄花岭棋道地经右玉杀虎口远赴华北驼道，或至广武经河曲黄河渡口远赴晋商驼道西北线。当年，著名晋商代县东章人王廷相（大盛魁大掌柜，生于年，卒于年）、祁县乔家堡人乔致庸（复盛号财东，生于年，卒于年）等到蒙古、俄罗斯经商，走得就是晋商驼道华北线。而北魏时期平城（今大同）至西域几十年“贡使往来不绝，商贾经年盈路”的盛况，以及荡气回肠的原生态情歌《走西口》所唱的内容，只不过仅是“北三线”晋商驼道上的两段小故事而已。
需要指出的是，纵贯长江南北、长城内外的晋商驼道上，既有“货物战争”，也有“货币战争”。“南三线”与“北三线”的关系是“南货北运，北货南运”，而不是某些人想象的“南货北运，北钱南运”。首先，晋商不可能在万里迢迢的来回程中，只运江南地区的丝绸、瓷器、茶叶、竹制品、大漆、桐油、无患子、皂角、猪鬃、宣纸、书画、笔墨（这还不包括山西生产的辣椒、生烟丝、花椒、铜锡器、砚台、漆器、粮油、蓝靛、色染布等），竟然将50%运力“放空趟”和“单边跑”，而不把南方及长城以南地区所需求的牛羊、驼马、皮革、呢绒、人参、鹿茸、香料、玉石、菜种、玻璃器皿等南运；其次，当时长城以北茫茫草原的戎狄、严狁、娄烦、匈奴、羯、氐、羌、乌桓、鲜卑、突厥、柔然、吐谷浑、库莫奚、靺鞨、回纥、沙陀、契丹、女真、阻卜、蒙古、鞑靼、瓦剌、朝鲜等各民族，每年能产多少金银给汉族商人呀？再者，一直储备金银并掌控铸币权的秦汉、唐宋、明清等朝廷发行的货币，历来被少数民族视为“硬通货”，在“互市”贸易、“榷场”贸易和跨境贸易中，他们是宁舍牛马羊也不付“硬通货”尤其是金银的啊！
从跨文化的大视野来看，晋商历涉“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枫桥夜泊”的大运河、“春蚕至死丝方尽”的桑园、深山沟壑的茶山、“黄鹤一去不复返”的黄鹤楼、烟波浩渺的鄱阳湖和洞庭湖、青烟缭绕的瓷都、风高浪急的长江、一望无际的中原农田、雄伟的尧庙和尧陵、汾河和滹沱河流域的平川、寺庙林立的五台山麓、屹立不倒的长城关隘和烽火台、激流险滩的黄河、“大漠孤烟直”的沙漠和戈壁滩、色彩斑斓的盐湖、“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风光各异的欧亚城乡……打交道的则有腐败的官府、英武的将军、摇橹的船工、凶悍的土匪、狡猾的盗贼、精明的俄国商人、豪爽的蒙古王爷、虔诚的宗教信徒、客栈的老板、算命的先生、漂亮的哈萨克姑娘、勤劳的各民族老百姓……一部晋商驼道史，就是一部江山如画的全景图和人间百态的浮世绘。
晋商和晋商驼道的发源地
古代中国是一个“重士轻工，重农轻商”的社会，各行各业的次序为“士、农、工、商”，“商”是排在最后一位的。所以，在史书、地方志、小说、诗歌、词赋、医典等的记叙里，常常不是帝王将相，就是才子佳人，极少论及商人。
尽管如此，对晋商在古代文献中却多有记载——如左丘明所著的周朝史书《国语·晋语》中说：“（晋文公）轻关易道，通商宽农。”又说：（晋都）“绛之富商，韦藩木楗，以过于朝，唯其功庸少也，而能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即晋国在春秋时期已经成为“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史记·货殖列传》语）的诸侯国，出现了“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管子·轻重甲》语）的商贾阶层。也就是说，在先秦时期，山西的商贸情景便为：“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汉朝《汉书》里，则用“赞拟王公，驰名天下”来形容战国时的晋商猗顿，并说他是靠经营畜牧和贩盐起家的。其后，汉朝的王烈、隋唐的武士彟、五代后周的李彦蹑、宋代的张永德、明朝的张四教、王现、王瑶、薛缨、清代的范毓滨……都是史书中闪烁过的晋商身影。
明代谢肇淛在《五杂俎》里描述道：“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指徽州），江北则推山右（指山西）……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指出：“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清朝咸丰三年（年）和硕惠亲王在奏折内宣称：“富庶之首，莫过广东、山西为最”。可见，晋商在古代已突显于全国各行各业，使历朝历代对山西经济活动作为一种特殊现象和对山西商人作为一种特殊人才，均进行了“冰山一角”式记录。与此同时，威尼斯（今属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于年出版的《马可·波罗游记》中，也有“这里的商业相当发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利润”的记载；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更是考证认为，中国最早的商人应该是山西商人。
之外，西晋咸宁五年（公元年）汲郡（今河南汲县）人盗墓出土，大约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穆天子传》竹简里写道：“天子西征，乃绝俞之关登。”“天子”，即姬满；“关登”，即石板路；“绝”，即跨越；“俞”，即西俞关（后称雁门关）。这也就是说，周朝帝王姬满从洛邑（今河南洛阳）出发，北渡黄河，西巡远游，天造险扼的雁门关，那时候便已有古边关和古石道了。
据此，我们可以认为，古晋商是萌芽于先秦、雄始于汉魏、渐勃于唐朝边贸开放、崛起于宋辽澶渊之盟、兴盛于明清时代和衰落于民国时期的山西商人。而晋商驼道，即使从赵武灵王于公元前年下令在代郡、雁门、云中郡修筑长城计算起，也至少有多年的历史了。换句话说，晋商驼道与先秦长城基本同步诞生——即当地处“中原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交汇处的山西，在万里长城的雁门关出现第一支行商驼队时，此时晋商驼道也就开创成形了，后来不过是逐渐延伸的更长和扩展的更广而已。
在这至少多年期间，最重要的是，到清朝时，晋商凭借前期曾对东北地区的后金*权贩运和交易物资的特殊贡献，在清*府的支持下，山西商人几乎垄断了中国长江以北的贸易和资金调度，并且插足于亚洲多数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以至南自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恰克图、西伯利亚、莫斯科、圣彼得堡，东起日本大坂、神户、长崎和朝鲜仁川，西到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和阿富汗、伊朗等，都留下了长于用蒙古语、维吾尔语、俄语或英语等与人交流的山西商人的足迹。曾任德国柏林大学校长的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国》一书中，如此评价晋商：“山西人具有卓越的商才和大企业精神，有无比优越的计算智能和金融才华。”
“晋商”、“走西（东）口”、“晋商驼道”，是既有内在联系、又有涵义区别的三个概念。简单地说，“晋商”，可包括山西商人中的坐商、行商和财东（股东）、管理层（掌柜等），但不包括外出打工者；“走西（东）口”，可包括山西人走“北三线”的晋商中的部分行商以及外出打工者，但不包括走“南三线”晋商驼道者；“晋商驼道”，则包括走“南三线”和“北三线”的所有山西行商、经纪人、保镖和外出打工者，以及伴随的驼队、马帮、骡驴、车船、猎鹰、猎狗、信鸽、信犬（为防途中被狼咬死狗脖子戴有埋装钢钉的护项圈）等。换句话说，晋商驼道相当于现代经济中的供应链——顺向流动的是货物流、逆向流动的是资金流和双向流动的是信息流。
晋商驼道是历时多年的商业长征之路。山西是晋商和晋商驼道的发源地，可并不等于各地区的山西人都经商。晋商，主要群聚于历史悠久、文化深厚和物产丰富的10个县，亦即晋中地区的祁县、太谷、平遥、榆次、介休和关南地区（雁门关以南）的代州、忻州、崞县（今原平）、五台、定襄。其它地方，如雁北（雁门关以北）、晋西北和晋东南等，虽然也有“走西口”经商或打工、且有极少数成为富商者，但相对零散些。这个道理，跟徽商集中产生在皖南地区的歙县、绩溪、休宁、祁门、黟县、婺源6个县一样，都是见贤思齐的“聚群效应”使然。
同拿破仑所讲的“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的原理相似，这里便引申出一个问题，即“走天涯”的晋商驼道其实是台“职场离心机”，很快便可从动机和效果上，把三部分人“分离”开来：第一部分人是以“学而优则商”为世界观，而“走天涯”去“闯与创”谋巨商者——山西俗称“住地方”，亦即读书人携知识和资金到外地当行商兼坐商者；第二部分人是以“外出打工混口饭吃”为人生观，而“走天涯”做劳务卖苦力求活命者；第三部分人是以“现在—未来—现在＇”为价值观，而“走天涯”图生存、图发展者——山西俗称“学生意”，亦即文化低而天分高到外地干伙计升掌柜者。显然，真正成功的晋商大多出在第一部分人和第三部分人，亦即有理想、有文化、有智慧、有胆魄、有毅力的创新者中间。
晋商的四个优势和四段辉煌史
年6月，郎加明在《科学时报》（今《中国科学报》）发表的《创新立国，创新强国》一文中，曾说：“一国的贫富源自创新的贫富，一国的强弱源自创新的强弱”、“国无制造业不强，国无服务业不富。”的确，一个国家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犹如鸟之两翼缺一不可。对于晋商的成败原因，多年来已有众多的学者，进行了多视角的探讨。
不过，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相互关系上，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山西商人当时的成功源于晋商在服务业的创新思维，后来的失败源于国家在制造业的完全空白——大清国的驼队怎比俄罗斯的轮船、火车跑得快，手工作坊的木质压茶模具难敌茶叶公司的蒸汽压茶机，手摇纺车生产的土布不似纺织机织造的洋布好……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在软弱无能的晚清*府许可下，俄国茶商不仅把茶叶工厂开办到湖北境内，而且还将工业革命的创新成果——火车头图案印在砖茶上，以与中国农业社会的手工制品——晋商的川字牌和牌坊牌砖茶叫板和竞争。至于年葡萄牙强掳几百名中国茶农从澳门（时为葡萄牙殖民地）乘船去巴西种植茶树，年俄罗斯聘请广东人刘峻周带技工、茶籽和几万株茶树去高加索教授种茶和炒茶技术，那对华商无异是“釜底抽薪”，等于中国把茶叶全产业链的知识产权以零价格拱手相让他人致富。
当然，仅就晋商和晋商驼道来说，他们在起码多年里，毕竟是曾经以“四大优势”，而赢得过中国商业的四段辉煌史的：
由绝对优势（即有与无）赢得的食盐业辉煌史——食盐在古代是战略物资。春秋至明清时代，晋南解州、绛州、蒲州（今永济）、闻喜一带商人，利用“郇瑕氏之地，沃饶而近盐”（《左传》）的解池天然产盐的绝对优势，一直向豫、鲁、冀、甘、陕等地驮运湖盐，到明朝时又通过“开中法”取得了官方经营食盐的“引”（配额），其后将积累的资金对外投资，一度竟然以湖盐垄断了两淮地区（包括扬州、淮安等城市）的海盐市场，并挺进到四川自贡和云南禄丰的井盐产地。
由比较优势（即多与少）赢得的丝绸业辉煌史——与丝绸之路的开辟同步，在两汉、魏晋和南北朝时期，晋东南潞州（今长治）、泽州（今晋城）商人，就近把当地生产、颇有名气的潞绸（古小说《隋唐演义》、《金瓶梅》、《三言二拍》里均有记述），经长安（今西安）驮运西域。可是，当隋朝大运河修通、因气候温润而更具比较优势的苏杭丝绸发展起来后，潞绸便主要是进贡朝廷、协饷军需和在产地周边销售。从清朝中叶至民国时期，大多数晋商反而从苏杭采购丝绸运销“北三线”驼道沿线地区了。
由区位优势（即彼与此）赢得的粮布业辉煌史——自赵国北境修“国墙”和秦朝大规模修长城始，到明清时期，占尽区位优势史曰“地边胡”的雁门关里的代州、忻州、崞县、五台、定襄商人，面对敌对双方“两粮”（军需粮食、民需粮食）、“两布”（军需棉布、民需棉布），以及“两油”（军需食油、民需食油）、“两器”（军需铜铁器、民需铜铁器）为核心物资的巨大市场需求，“近水楼台先得月”，或官许的“通商互市”，或民间的“走私贸易”，实际运行的“太阳下驼队”和“月亮下驼队”，都始终闪射着黄金白银的璀璨光芒。直线距离雁门关只有65公里的五台山余座寺庙（唐朝时）的修建成功，不仅是朝廷出资、施主布施和僧尼化缘，而且关南商帮是捐输过大量银两的。
由竞争优势（即高与低）赢得的金融业辉煌史——一个区域商业文化的形成，有一个从单一行业向综合产业、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迈进过程。自先秦至明初，在“晋南商帮”和“关南商帮”的双重影响下，原本属于“经济洼地”的祁县、太谷、平遥、榆次、介休人，在明清两朝，特别是清朝时期，终于以“先商贸，后金融；先做强，后做大”的策略，铸就竞争优势，成为晋商中的后起之秀。他们同关南商帮一起与时俱进，使纵贯“南三线”和“北三线”的驼道上，络绎不绝地行进着运销茶叶、粮油、丝绸、瓷器、食盐、食糖、漆器、玉石、药材、皮毛、棉布、五金等各色商队，并将钱庄、当铺、票号以及牙行、镖局开遍天涯海角。
代州：山西诞生晋商的大生态环境缩影
在许多人的浮泛印象和不少文字记述中，晋商作为一个商业大群体的出现，是由于山西山多地少和物产有限，只好迫于生计外出经商，这与某些人所言徽商产生原因是“六山三水一分田”的描述，是何等的相似！好像古代安徽的徽州地区、山西的关南和晋中地区，似乎比现代以色列的自然条件还要差、新加坡的人口密度还要大！那么，为什么晋商和徽商走的是国内外贸易之路，同样人多地少和物产有限的浙江绍兴人是外出当师爷、福建和广东人是外出下南洋，而安徽淮北人是外出乞讨、河南豫西和湖南湘西人是外出当土匪？
接着，当人们肯再认真一点儿，只要到山西诞生晋商两大劲旅的主要发源地——汾河流域的祁县、太谷、平遥、榆次、介休等晋中5县和滹沱河流域的代州、忻州、崞县、五台、定襄等关南5县，以及安徽诞生徽商的主要发源地——新安江流域和率水流域的歙县、绩溪、休宁、祁门、黟县、婺源等古徽州6县，进行深度考察和科学分析，便会发现和揭开其中共同的奥秘：盆地平整、河溪密布、气候湿润，民气向上、文风昌盛、物产特殊。只有这样的地方，才有可能成为当时全国最重要的物流中心、财经中枢，以及特色商品的生产加工基地之一。
为此，我们不妨以代州为例，剖析一下“为什么这里会出大量的晋商？”
代州，古属代国，继为代郡，今称代县，位于两大世界文化遗产——佛教圣地五台山与万里长城雁门关的“两山夹一谷”的滹沱河盆地，是国务院公布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以及著名舞剧《千手观音》的故事发源地。西周穆王姬满13年（约公元前年）西巡天下，就到过代国及雁门关（《穆天子传》）。赵武灵王赵雍26年（公元前年）为防御匈奴军侵扰，便在代郡北部的雁门山上修筑长城（《史记·匈奴列传》）。
史书记载，古时地处边陲的代州，春秋战国时期，名将李牧开设“军市”；汉朝初年，商人便与匈奴“通关市”；曹魏时期，商人与鲜卑“通胡市”；北魏时期，从中原经代州到蒙古大青山的商道已经贯通；唐朝，山西商人与突厥边贸“互市”；北宋时期，山西商人与契丹人“通商互市”（公元年宋辽官方特设“榷场”互市，公元年辽宋“澶渊之盟”开启跨境贸易）；明清时代，山西商人更把晋商驼道扩展到天涯海角。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古代州就是山西之所以能够诞生晋商的大生态环境缩影：
——这个地方有长城、烽火台、隘城、兵堡、校场、官道、驿站、边靖楼、城堡、州衙署、兵备道署、钟楼、文庙、武庙、将军庙、舜庙、赵武灵王庙、李牧祠、扶苏太子庙、李克用墓、杨家将宗祠、阿育王塔、赵杲观、凤凰观、三清观、太宁宫、白仁岩、贡院、斗山书院、普照寺、东西寺（东寺称“白云寺”、西寺称“文殊寺”）、佛光寺、崇庆寺、洪济寺、天宁寺等先秦至清朝的历史文物，以及散处各城镇、村落的河神庙、山神庙、龙王庙、土地庙、五道庙、七星庙、眼光庙、马王庙、牛王庙、狼神庙、吕祖庙、碧霞庙（俗称：奶奶庙）、财神庙、城隍庙、相公庙、狐仙阁、酒仙庙、麻仙庙、鲁班庙、仓神庙、药王庙、火神庙、东岳庙、北斗庙、二圣庙、紫府庙、八腊庙、文昌庙、魁星楼、家族宗祠、两进至五进四合院、五脊六兽廊房民居、戏楼、戏院和“累朝科甲”、“天朝良弼”、“文武济美”等各类牌坊……其中，仅寺、庙、宫、观、庵、塔等宗教建筑便达余所，实属全国罕见的“无寺庙不成村镇”的特殊地域。同时，以代州城为中心，依托18处险隘，还修建有12座联防城池、39座防御堡寨以及70座军事设施，从而构成了城城相连、堡堡相望的庞大攻守体系。
——这个地方“崇文、重商、精武”，官学、书院、私塾、义学甚多，金榜题名的举子在各个朝代络绎不绝，仅明清两朝便出过文进士99名、武进士8人，其中冯云骧氏一门就有文进士18人，声名显赫的元朝诗人萨都剌和明朝兵部尚书张风翼、孙传廷，也是进士及第的代州人。同时，受当地文风的影响，这个地方亦出了不少佛学泰斗和佛学大师，如法性论和三世报应说创立者慧远、净土宗创始人昙鸾，以及慧持、辟闾崇义等人。
——这个地方有春节插柏枝生“旺火”和子时接神清晨祭祖、正月初二妇女“回娘家”、正月初四放牛马驴骡田野撒欢迎喜神、正月初五接财神、正月初十“老鼠娶媳妇”和测年份、元宵节舞“挠阁”和放“架火”、正月二十和二十五用草木灰画图大小“添（填）仓”、二月初二“引潜（钱）龙”祭财神和“龙抬头”理发吃煎饼、清明节捏蒸寒燕（子推面燕）串柳枝、三月十八峨口东西寺庙会、端午节挂艾草别香囊栓五色线、七夕节晚上女子穿针乞巧和在葡萄架下偷听牛郎织女情话、中元节（七月十五）僧尼道士办道场“城隍”出府巡游和捏面人挂黄钱、中秋节夜晚以月饼瓜果和毛豆祭月供兔、重阳节登高远望和吃“重阳糕”、寒衣节（十月初一）“送寒衣”上坟祭祖、冬至测天气和吃饺子、腊月初八喝八宝粥和用冰雕供神、腊月二十三吃麻糖送灶神等民间习俗。
——这个地方有炕围画、窗棂画、剪纸、神佛泥塑、宗教壁画、道乐、佛乐、民乐、道情、刺绣、缝百衲衣、制长命锁、面塑、木雕、砖雕、石雕、铜雕、编扎灯笼等民间技艺。每年正月十四、十五和十六的元宵节三天，古风玄雅，旌旗招展，凡州府、县衙、村镇、公所、庙宇、道观、寺院都定时敲钟、“跌千金”、放铁炮，作坊、商号、货栈、酒肆、旅店、镖局、会馆、书院等门前，用大块煤炭点“旺火”，老百姓家家户户煮元宵、挂灯笼和放鞭炮，穿过街道上一座座松枝柏叶扎制的彩门，尤其令人眼花缭乱：白天有“空中舞蹈”挠阁，即身着汉唐兵卒服的壮汉们，肩扛1.8米高铁架上4至6岁漂亮女孩，扮演的穆桂英、樊梨花、梁红玉、蔡文姬、卓文君、西施、貂蝉、赵飞燕、崔莺莺、祝英台、林黛玉、陈杏元、杨玉环、白素贞、上官婉儿、红娘子等，与一名男孩手执拂尘扮演的丑角，随着音乐鼓点舞动、翻腾和招展，以及抬阁、车阁、转阁、霸王鞭、牛斗虎、二*摔跤、秧歌、海贝舞、蝴蝶舞、高跷、彩车、花鼓、竹马、旱船、舞龙、舞狮、武术等走街串巷巡游；晚上有放架火，即临时搭制的14至16层高的彩塔上，掇满了各种烟花炮竹和暗藏了各种“焰火画”，待到夜暗时分，便笙鼓齐鸣、动静结合的“演出”开始了：一会儿是“老鼠偷葡萄”，一会儿是“猴子捞月亮”，一会儿是“天女散花”，一会儿是“水漫金山”，一会儿是“昭君出塞”，一会儿是“苏武牧羊”……其中最精彩的当属“天狗吃月亮”后，全场寂静，此后道乐、民乐、佛乐悠扬响起，由慢渐快齐奏“救月”，直至“焰火画”的“月牙”显露和“月亮”重圆，方万众欢腾炮声大作，人们再意犹未尽去看彩灯和猜灯谜。
——这个地方盛行升官图、七巧板、九连环、鲁班锁、华容道、万花筒、羊骨耍拐、拼图、三国象棋、翻猴、猴攀杠、功夫猴、排子虎、手袋木偶、提线老鼠、拨浪鼓、纸蛇、响蝉、风呼轮、小花灯、七音陶哨、双头布虎、草编蚂蚱笼等民间玩具，以及打薹、跑马城、抽陀螺、掷杏核（包括弹坑、倒坑、啄坑、弹城等）、老鹰抓小鸡、黄鼠狼叼小鸡、扇元宝、滚铁环、踢毽子、弹玻璃球、吹玻璃泡、放风筝、跳绳、荡秋千、滑冰车、挠羊赛、养蝈蝈、斗蟋蟀、捕候鸟、驯鸟飞叼、敲锣耍猴、信鸽挂哨、架鹰抓兔、持叉扎鳖等民间游乐。
——这个地方流传着数量不菲的涉及文化、战争、宗教、商旅、地名、建筑、兵器、礼器、乐器、法器、神仙、祈雨、人物、事件、动植物、中药材等的民间故事。即使街坊邻里谈论的话题，也多是异域风情、人物沉浮和商战谋略等，使人在潜移默化中从小便有一种雄视世界的心理优势。
——这个地方生产和加工金器、银器、铜器、锡器、铁器、木器、漆器、石雕、柳编、苇编、蒲编、麻织、色布、五金、工具、杂货、中药材、工艺品、生烟丝、黄酱、香醋、黄酒、白酒、风干挂面、酱菜、腌菜、粉条、豆腐衣、豆腐干、食油（如汉麻油、胡麻油、辣椒籽油、黄豆油、葵花籽油、芝麻油等）等大量生产性物品和生活性物品。因此，这里为满足过往商帮、驼队以及当地居民的需求，便在晋商市场营销的出发地与目的地之间，长期存在着两大商业生态系统：一是“坐商及作坊群（出发地）—行商群—坐商及作坊群（目的地）”系统；二是“作坊及工匠群（出发地）—行商群—作坊及工匠群（目的地）”系统。这是晋商从小历练和见识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本领的隐形培训中心和无形支援体系。
——这个地方“两山夹河川”：特别是沿滹沱河两岸及其支流峨河、霓河、峪口河、太子河、七里河、关沟河、东沙河、中解河、东茂河、西茂河等河畔，除了历代先民开垦的20多万亩水浇地和水稻田外，还有绵延山西、河北两省几百里的湿地、泥炭地、森林和芦苇荡，所以，盛产辣椒、菸叶、蓝草、水稻、小麦、大麦、草麦、莜麦、荞麦、高粱、玉米、谷子、黍子、糜子、黄豆、黑豆、豌豆、绿豆、红小豆、蚕豆、豇豆、芸豆、芝麻、汉麻、胡麻、向日葵、马铃薯、茄子、黄瓜、韭菜、芹菜、水萝卜、胡萝卜、白萝卜、菠菜、西红柿、南瓜、金瓜、柿子椒、西葫芦、甘蓝、苤蓝、蔓菁、白菜、马铃薯、莙荙、芥菜、梅豆角、扁豆角、大蒜、鲜姜、大葱、芫荽、金针、木耳、蘑菇、花椒、茴香、甜菜、瓜果、蜂蜜、*参、黄芪、甘草等粮食、瓜菜和中药材，以及生存着松树、柏树、杉树、桦树、桑树、柳树、檀树、杨树、榆树、枣树、沙棘、杏树、槐树、桃树、李树、梨树、核桃树、香椿、海棠、葡萄、玫瑰、丁香、月季、梅花、木槿、紫薇、紫藤、牡丹、夹竹桃、迎春花、薄荷、葫芦、石榴、百合、凤仙花、金莲花、牵牛花、野罂粟花、桑蚕、野鸡、野鸭、野鸽、野兔、野猪、松鼠、狼、金钱豹、狐狸、黄鼠狼、林麝、狍子、黄羊、獾、龟、鳖、鱼、青蛙、虾、蛇、蝎子、蜥蜴、蜗牛、螺蛳、蚯蚓、刺猬、水獭、大雁、燕子、喜鹊、白头翁、大鸨、白鹳、金雕、鹞、老鹰、蝙蝠、猫头鹰、斑鸠、鹌鹑、黄鹂、黄苇鳽、金翅雀、文须雀、布谷鸟、啄木鸟等大量家养和野生动植物。
——这个地方有别具一格的“乡宴”，即人们吃着制作精细、花样繁多的特有食品和特色菜品，如黄米红枣粽子、玫瑰豆沙黄米糕、金银卷（白麦面卷黄黍面）、玫瑰糯米元宵、贼麻花胡麻油炝揪面片、榆钱酷垒、山丹花和月季花拌菜、乳瓜花炒青辣椒、桃花蕾米糕、红枣花糕、香椿鸡蛋饼、嫩苜蓿炒鸡片、接神菜、杀猪菜、胡萝卜炒羊肝、象眼红烧肉、过油肉、炸花椒芽、十三香油粉、五彩杏仁酒豆、虾酱焯豆腐、芥末凉粉、薯面粉皮、胡麻油炒面茶、五香土豆泥饼、腌韭菜两米捞饭、地皮菜包子、萝卜丝饼、绿豆酸汤粉浆、米面加萝卜搁和饭、绿豆抿面、羊血抿面、梢麦（烧麦）、燕麦饸饹（河捞）、白面擦蝌蚪、高粱面鱼、搁和饭（米菜粥）、三合面剔尖、莜麦窝卷、荞面猫耳朵、荞面拏糕、荞面驴肉碗饦、韭菜花豆腐脑、豌豆面饼、火烧、包皮面、白面疙瘩汤、豆麦炒面、麻糖（关东糖）、糖瓜、麻片、蜜麻花、锅盔（锅魁）、三尖（三角饼）、糖腰、蜜麻叶……
诚如郎加明在《创新驱动世界》（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中所言：“教育有理论教育、案例教育和情境教育；知识有书本式知识、体验式知识和感悟式知识”，这些历史文物、寺庙观庵、民居建筑、教育机构、人物传奇、民间习俗、手工作坊、走街货郎、串巷工匠、民间技艺、民间玩具、民间游乐、民间故事、民间戏曲、当地物产、独特小吃等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可是见多识广头脑灵活的他们——“代州商帮”或曰“雁门商帮”，作为“晋商军团”的主力军之一，世代薪火相传渗入骨髓的精神基因，足智多谋进退有据的智慧基源，开展进口贸易、出口贸易、转口贸易以及国内贸易的物质基础啊！
人才不仅是培训出来的，而且是熏陶出来的。代州之所以能出战国时“因畜牧牛羊而富甲天下”的班壹，曹魏时经雁门关往来南北“家进货殖，赀累巨万”的莫含，宋朝时“蓄货鬻物”、“笃志经营,略不少息”的高永昌，明朝时在两淮、江浙盐界称雄的阎瑶楚、杨继美、冯忠、冯天禄，清朝时在华蒙俄三地掌控运销商品的王廷相，以及远涉全国经营绸缎、药材、典当、钱庄、纸张、粮油、白酒、珠宝、漆器的郭保义、柳演、张骏、高凤梧、贾淑平、康庚、周子和、朱炯、白钟琨、刘永吉等一大批著名晋商，让雁门商旗天下飘，绝对不是偶然的和突发的。难怪明朝崇祯年间的《山西通志》记载和评述：“除太原府的太原外，代县也是出商人的地方”。
更令常人想不到的是，清朝时期的归化（今呼和浩特）是中国商人在内外蒙古的总部所在地，其中大盛魁、天义德、元盛德是三个最大的商号。而代州人王廷相（大盛魁总号大掌柜）、郭保义（天义德总号大掌柜）曾任归化通司商会正副会长，柳演（茂记商行总号大掌柜）曾任归化总商会会长。
晋商遗迹、民谚与生活习惯
证明一个地方的文明长短，应有三重证据：文献资料；考古发现；现存建筑、壁画、器物和雕塑。我国现存古建筑70%以上在山西，山西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古代建筑博物馆——从汉、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以来的城池关隘、宫廷府第、桥梁堤坝、街亭市楼、乐楼戏台、名居宅院，以及摩崖石窟、寺庙观庵等应有尽有。
然而，非常遗憾的是，我国古建筑（包括史书里的秦朝阿房宫、汉朝未央宫、唐朝大明宫）基本上为容易被风雨侵蚀的砖木结构，而不像古埃及金字塔、卢克索神庙和卡纳克神庙，古希腊帕特农神庙，古罗马斗兽场，印第安人太阳神庙，柬埔寨吴哥古城，以及加拿大魁北克城堡、西班牙托莱多古城和巴塞罗那圣家堂、比利时布鲁日老城、葡萄牙波尔图古城和法蒂玛大教堂、印度贾玛清真寺、德国科隆大教堂、法国巴黎圣母院和玛德莱娜教堂，尤其是当年的“日不落国”英国，其爱丁堡、温莎城堡（12世纪建造，相当于中国南宋初年）、约克大教堂、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曼彻斯特市*厅、温德米尔小镇，有哪一个不是用坚固的石材建造的？显然，石材结构比砖木结构能保持更长的形象性历史。
讲透这一点，应当使原先信奉“眼前为实”和“眼见为实”的人，甚至不少晋商的后代，将误认为的“晋商历史等于明清晋商大院史、明清商业街巷史”的观念，更新为“晋商历史主要存在于古文献资料”，而不仅仅是目前仍残存的一些古建筑。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中国历史好似“灌汤包”——精髓包在里边，欧美历史宛如“三明治”——华彩露在外面。
试问：大画家张择端在《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北宋京城汴梁（今开封）的繁荣景象和自然风光，尤其是汴河两岸的那些木构建筑，在年后的今天都到哪里去了？恐怕不光是战乱之火和黄河洪水的原因吧？进一步说，难道我们就因此会认定开封市的历史还不到年吗？
晋商曾是中国商业的一面旗帜。“晋人善商”、“山西人善于经商，精于理财”、“凡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这是世人对晋商的普遍评价。的确，至少有多年的经商传统，并且公认有年位居中国各商帮（如徽商、陕商、粤商、鲁商、闽商、浙商、赣商、川商等）之首的晋商，在历史上曾走过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创通天下”的发展轨迹，之中有四件直到今天也不过时或者仍值得借鉴的企业经营管理创新：票号（即现代银行雏形但当时只存不贷）、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商业密码、“财股+身股+故股”股份制，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他们所开拓的晋商驼道基础之上的。
当然，晋商驼道以及晋商存在和活动过的地方，必定会留下他们的一些建筑和遗物：在山西多为县城商街——如平遥古城、祁县老街、太谷老街、代县老街，晋商大院——如著名的祁县乔家大院和渠家大院、榆次常家庄园、万荣李家大院、灵石王家大院、太谷曹家三多堂、长治申家大院……尤其是今代县博物馆珍藏的发掘于雁门关下的上砂河古墓群的春秋战国至汉朝时期的多件新疆和田玉器饰物，以及史书上所载北宋淳化二年（公元年）在代州“置榷署如旧制，所鬻物增苏木（即“弓箭”），寻亦罢”等语句，再加上今代县的阜戈寨、白草口、盆窑村和山阴县的旧广武、新广武等地宋代“边州置榷场，与藩人互市”的稽查货物、征收商税的官设榷场遗址，更是代州和雁门关作为当年全国物流中心、财经中枢之一的有力佐证。
汉字、兵法、冶金、历法、造纸、印刷、指南针、火药、瓷器、中医药、园林、丝绸、诗歌、茶叶、稻鱼共生、美食，是“中华文明十六大精华”。有趣的是，前些年竟然从明清时代山西商人家庭遗留的养花土中，发现了陶粒，可见当时一些富起来的晋商是何等观念新颖和生活优雅，说明那时候的山西陶窑已可能会烧制花卉陶粒和园林陶粒了。
山西商人创造了独特的商业帝国，也创建了独特的商业建筑——晋商会馆。诚然，晋商会馆不是用来赚钱的，却是帮助他们赚钱的。如北京有代州会馆、忻定会馆、阳平会馆和三晋会馆等，河南开封有山陕甘会馆、洛阳有潞泽会馆、赊旗店有山陕会馆，江苏苏州有全晋会馆、徐州有山西会馆和扬州有山陕会馆及亢园（瘦西湖边），安徽芜湖有三晋会馆和亳州有花戏楼，四川自贡有山西会馆和康定有秦晋会馆，贵州镇远有秦晋会馆，新疆乌鲁木齐有山西会馆，甘肃兰州有古晋会馆、张掖有秦晋会馆和天水有山西会馆，陕西西安有山西会馆，宁夏银川有三晋会馆，河北保定有三晋会馆和张家口有山西会馆，内蒙古多伦有山西会馆，山东济南有山陕会馆、聊城有山陕会馆和东阿有全晋会馆……直至广东佛山和广州，广西南宁，青海西宁，湖南长沙和湘潭，上海，重庆，天津，湖北汉口、钟祥、当阳、随州、仙桃和江陵，浙江杭州，辽宁海城、铁岭，吉林，福建福州，都有唱着晋剧《打金枝》、《澶州会盟》、《金沙滩》、《四郎探母》、《辕门斩子》、《杨门女将》、《下河东》、《薛丁山征西》、《古城会》、《凤仪亭》、《西厢记》、《二度梅》、《宝莲灯》等戏目的晋商会馆，以及大量象征“忠、义、仁、勇”精神的关帝庙。人们还发现，即使连云南昆明金殿的铜鼎也是晋商出资铸造的，北京的六必居酱园、都一处饭店、乐仁堂中药厂也是晋商投资建立的，湖北的“川”字牌青砖茶厂也是晋商投资生产的，贵州的茅台酒厂也是晋商从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聘请匠师首创的……
另外，以晋商字号命名的一些城市街巷，现在犹存：像张家口的日升昌巷、蒙古国科布多的大盛魁街、呼和浩特的定襄巷、宁武巷、宁化巷，等等。据说，在俄罗斯的莫斯科、圣彼得堡，至今还有一些晋商的商铺、仓库的遗址。所以，在东北流传着“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城”，在内蒙古流传着“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在西北流传着“先有晋益佬，后有西宁城”的谚语。这反应了山西商人当年经商的地域之广，人数之多，确实是相当可观的。
与此同时，这也解开了一个历史之谜——“为什么山西人、江苏人、陕西人、宁夏人都爱吃醋，而偏偏山西人吃醋最出名？”因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山西地处黄土高原水土偏碱性，吃醋是为了将食物和硬水的PH值中和至中性，以保持身体的酸碱性平衡，况且醋能软化血管滋颜养肾，是非常科学的。这个道理，如同湖南人、湖北人、安徽人吃辣椒驱寒，以及四川人、云南人、贵州人吃麻椒祛湿一样，都是身体保健的需要。“树大招风”，至于有的山西人把从小养成的吃醋习惯带到各地去，突显于人群中，那是由于晋商名气太大而过分引人注意，使人们误解和风传为“山西人个个爱吃醋”罢了。
雁门关是军旅、佛旅、商旅的战略枢纽
长城是古代中国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是季风区与非季风区的分界线，是森林植被与草原植被的分界线，也是半湿润区与半干旱区的分界线。长城的地理走向，基本与毫米年等降水量相一致。
“得雁门而得天下，失雁门而失中原”，“三关冲要无双地，九塞尊崇第一关”。在古代中国，雄踞中原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之间核心区域，由代州直接统辖的长城雁门关（包括各自相距50余华里的西径砦、雁门砦、胡峪砦等左中右三处军砦），是“军旅”、“佛旅”和“商旅”三路交集穿行，由精锐部队严防死守的“锁钥重镇”。可以说，“南固中原，北控草原”易守难攻的雁门关，是晋商驼道上间谍之战和货币战争的前沿阵地。史料记载：西汉时，汉武帝刘彻就曾派遣一个名叫聂壹的代州晋商，以经商的名义由雁门关出发，到长城外匈奴的地盘“深度游”，又做行商生意，又当皇家间谍，进行军事侦察，不久汉军便对匈奴开始大规模征伐。
当时，雁门关内森林遮天蔽日（清朝乾隆版《代州志》记载：“南北两山的森林茂密，遮天蔽日……”），雁门关外草原一望无际。关于雁门关的险峻，战国时期的《吕氏春秋》云：“天下九塞，勾注其一”（勾注即雁门关）；北魏时期的《水经注》曰：“天下九塞，雁门为首”；明朝《永乐大典·太原志》记载：“代山（即雁门山）高峻，鸟飞不越，中有一缺，其形如门，鸿雁往来……因以名焉”；明末清初思想家顾严武道：“雁门重关，山峦在焉，霞飞云举，两山对峙，其形如门，而飞雁出于其间”；现代著名作家金庸则在小说《天龙八部》里形容说：“雁儿南游北归，难以飞越高峰，皆从两峰之间穿过，是以称为雁门”……所以，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唐朝武则天特地亲笔题写“天险”二字。
东汉张衡向往道：“我所思兮在雁门”；南朝庾信眷恋说：“南思洞庭湖，北想雁门关”；宋代刘迎诗曰：“迄今井邑犹荒凉，居民生资唯榷场。马军步军自来往，南客北客相经商。”纵观历史，在必经雁门关的“三旅”中，在隋唐之前，是“军旅”最盛；从唐朝开始，是“佛旅”为盛；在唐兴边贸和宋辽澶渊之盟之后，是“商旅”和“佛旅”、“军旅”同盛：
“军旅”——代州及雁门关既是战国李牧、秦朝扶苏和蒙恬、西汉郅都、三国牵招、唐朝薛仁贵和郭子仪、北宋潘美等的镇守地，又是西汉卫青、霍去病、李广等进击匈奴、隋唐李世民和李靖、裴行俭抗击突厥、北宋杨家将血战契丹和明朝徐达、常遇春、李文忠、冯胜等北征元军的根据地，也是李自成借道代州北上大同直取京师覆灭明朝的出发地。当然，雁门关还是赵襄子与代王会盟、汉朝苏武出使、王昭君出塞、蔡文姬归汉，以及北宋徽钦（赵佶、赵桓）二帝被金兵虏押北疆的*治和外交之路。
“佛旅”——当时蒙古、西藏、青海、冀热、雁北、京津、东北、朝鲜等地区，一群一群络绎不绝的佛教僧侣及虔诚的信徒们，都是从雁门关进入长城至代州城，尔后沿北河岸向东走20公里在显旺渡口南下渡过滹沱河，先到被誉称“西周古村”、“佛道明珠”、——绿树掩映、流水潺潺和寺庙众多的正下社村，在进香、打尖、投宿或购物之后，再经晨钟暮鼓的峨口镇东西寺而上溯峨河河谷去佛教圣地五台山朝觐的。
“商旅”——晋中地区的祁县、太谷、平遥、榆次、介休等和关南地区的代州、忻州、崞县、五台、定襄等晋商，均经雁门关这个“商贾通衢”（即交通枢纽、物流中心、商品集散地）北上，或远赴西北直至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阿富汗、伊朗，或远赴东北直至朝鲜（包括今韩国）、俄罗斯，或远赴杀虎口、张家口、蒙古、俄罗斯。反过来，晋商从蒙古、俄罗斯、朝鲜、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阿富汗、伊朗等地采运的货物，也经雁门关南下至中原和江南地区。
山西民谚素有“南绛（绛州）、北代（代州）”和“商埠经济多门路，财源如水流代州”的说法。对于代州及雁门关当时的城市建设和商业贸易的繁荣程度，元末明初的大作家施耐庵在其名著《水浒传》中，曾描述道：“且说鲁智深走到代州雁门县，入得城来，见这市井闹热，人烟辏集，车马骈驰，一百二十行经商买卖，诸物行货都有，端的整齐……”即使人们现在到雁门关考察和旅游，还能看到那厚重的青石板路上深深的车辙和蹄印，仿佛听到人声鼎沸、驼铃声声、马蹄阵阵，不由地引起后人滴血的思考和创新的冲动。
时至今日，雁门关镇边祠前仍存有6通捐资修缮雁门关道路的石碑：清朝宣统元年（年）《留芳百代》碑、《修雁门关道路碑记》和宣统二年（年）秋月的一通残碑，以及《张家口布施碑》、《丰镇布施碑》、《太谷县布施碑》。碑上镌刻了来自河口镇、赊旗店、广武镇、丰镇、山阴、太谷、万全、多伦、张家口、归化、包头等地多家捐资修缮雁门关道路的商号名称。由此可见，雁门关作为“南三线”（长江南北）晋商驼道和“北三线”（长城内外）晋商驼道汇总的交通枢纽和物流中心，在这些江西、河南、山西、河北和蒙古商家的心目中是何等重要啊！
与此同时，还有一块更重要的历史物证，即清朝乾隆36年(年)代州知州立于雁门关的关帝庙前门廊上的分道碑，晓谕士商军民人等：“雁门关北路□靠山崖，往来车辆不能并行，屡起争端，为商民之累。本州相度形势，于东路另开车道。凡南来车辆于东路行走，北来车辆于西路经由，不得故违干咎。”这通石碑的内容，是当时的官府鉴于往来于雁门关的商旅、军旅、佛旅太多，交通运输繁忙，人、车、驼、马、骡填隘，在加修了第二条道路（复线）后所出的告示，现在已成了中国保存最早的道路交通法令文物。
川字形晋商驼道的始终与路线图
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桐油、书画、笔墨、猪鬃、调料、竹制品产于长江以南地区，金属器物、工艺品、乐器、粮食、布匹、棉花、颜料、食盐、食碱、硫磺、红糖、食油产于长城以南地区；而长城以北地区以及蒙古、俄罗斯、朝鲜、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阿富汗、伊朗等，正好需要这些物品。反之，中国长城以北地区以及蒙古、俄罗斯、朝鲜、阿富汗、伊朗等，所生产的牛、羊、驼、马、皮革、毡子、毯子、羊绒、马尾、人参、香料、玉石、玻璃器皿等，则又是长城以南地区所需要的。所以，双方的互补性强和商机巨大。
对此，极具商业眼光又能吃苦耐劳的山西关南人和晋中人，便以骆驼为主、骡马为辅组成驼队，开始了艰辛的货物长途贩运生涯，逐渐设货栈、拓商号、建旅店，特别是还在湖北、湖南一带收买茶山，从而形成产茶、购茶、制茶、运茶、销茶的完整产业链。当晋商完成原始积累后，出现“专业化分工”：
一部分人继续从事“货通天下”的商贸业，扩大经济规模和地域版图，紧紧掌控运销网络；另一些人则专事“汇通天下”的金融业，即到国内外像北京、天津、武昌、江宁（今南京）、上海、济南、青岛、烟台、保定、承德、南宁、汉中、雅州（今雅安）、打箭炉（今康定）、兰州、凉州（今武威）、迪化（今乌鲁木齐）、哈尔滨、奉天（今沈阳）、琼州（今海口）和库伦、恰克图、莫斯科、圣彼得堡、东京、神户、横滨、仁川、新义州、加尔各答……办钱庄、做典当、开票号，进行投资和资本运作，直至执大清国金融之牛耳。
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的实质，是商人寻找和利用不同地区的特色产品和价格差异，通过交换和博弈而实现合法利润的经济活动。所以，晋商出于对经营安全、成本费用和风险管理等综合考量，多少年来，始终坚持了两条原则：一是对长江以南特有的产品（如茶叶、桐油、竹制品、丝绸、瓷器等），到南方采运；二是对长城以南就有的产品（如粮油、棉布、金属制品、中药材、工艺品等），则就近采运。况且，山西的晋南大平原、汾河流域的晋中盆地和滹沱河流域的关南河川，本身就是物产丰盈的地方，依托其处于农耕文明和草原文明接合部的区位优势，所生产的大量独特产品，又恰好是中国南方和北方以及外蒙古、俄罗斯、朝鲜、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阿富汗、伊朗等需要的。
雁门关是气壮山河的晋商驼道的伟大发动机。因而，历经先秦、汉唐、宋元、明清和民国五个时期，从空中鸟瞰在全国呈“川”字形的晋商驼道，大体可分为“南三线”驼道（亦即晋商驼道丝绸线、晋商驼道瓷器线和晋商驼道茶叶线）和“北三线”驼道（亦即晋商驼道东北线、晋商驼道华北线和晋商驼道西北线）。其中，“南三线”晋商驼道属于水陆联运，“北三线”晋商驼道属于陆路运输。
一、“南三线”（长江南北）晋商驼道，主要存在于汉唐至明清时期，即晋商从南方采购丝绸、瓷器、茶叶、竹制品、桐油、猪鬃等之后，在河南赊旗店以南走江河湖泊用舟楫等运输，过河南赊旗店以后用驼队、马帮等驮运，经中原大地直至山西。反之，即晋商从北方和国外采购皮革、呢绒、人参、鹿茸、枸杞、香料、玉石、菜种、玻璃器皿等货物后，也是以驼队、马帮等经中原大地运到河南赊旗店，再用舟楫等运至江南各地。这样，河南赊旗店就成为晋商“南三线”驼道的主要水陆码头，现存占地面积达0多平方米、气势恢宏的山陕会馆建筑群，以及72条古商业街，便是当年晋商纵横天下最有力的实证之一。英国人贝思飞在《民国时期的土匪》一书中“豫西南的赊旗店曾是通过唐河和白河运往汉口的货物集散地，从蒙古和西北来的商队也在那里逗留”的记载，也反映了当时的事实真貌。笔者（郎加明）的祖父郎锦悦作为晋商一员，于清朝同治和光绪年间，在华、蒙、俄之间贩运茶叶、铜锡器、棉布、生烟丝和皮革、毡毯、呢绒、玻璃器皿等货物，中经的就有赊旗店和雁门关这两大重要枢纽。
晋商驼道丝绸线（江南及中原东驼道）主干路线图为二：1、“浙江杭州—湖州—南浔—江苏平望—（大运河）—苏州—无锡—（大运河）—丹徒（镇江东）—（长江）—湖北汉口—（汉水）—襄阳—（唐河）—河南赊旗店—洛阳—陕州（今三门峡市）—（黄河）—山西平陆茅津渡—运城—临汾—晋中地区—太原—关南地区—（代州）雁门关”；2、“杭州—（大运河）—苏州—（大运河）—扬州—（大运河）—金湖银集—（大运河）—淮安—（大运河）……徐州”向北水运，尔后从“徐州—（平原）—开封—洛阳—陕州”向西陆运，再由“陕州—（黄河）—茅津渡—（平原）—晋中地区—太原—关南地区—雁门关”向北陆运。
晋商驼道瓷器线（江南及中原中驼道）主干路线图为：“江西景德镇—（鄱阳湖）—双钟（九江东）—（长江）—湖北汉口—（汉水）—襄阳—（唐河）—河南赊旗店—禹州—洛阳—陕州—（黄河）—茅津渡—运城—临汾—晋中地区—太原—关南地区—雁门关……”后来，晋商除继续在江西景德镇采运瓷器外，亦逐渐从河北邯郸、唐山等地购买瓷器。
晋商驼道茶叶线（江南及中原西驼道）主干路线图为三：1、“福建崇安（今武夷山市）—（古驿道用脚夫、鸡公车）—江西铅山石塘—河口—（信江）—弋阳—（信江）—鹰潭—（信江、鄱阳湖）—湖北九江—（长江）—汉口—（汉水）—襄阳—（唐河）—河南赊旗店—洛阳—孟津会盟渡—（黄河）—孟县—山西晋城—长治—子洪口—晋中地区—太原—关南地区—雁门关……”路线；2、“湖南安化—（资水）—益阳—（洞庭湖）—临湘——湖北崇阳—羊楼洞—蒲圻—（长江）—汉口—（汉水）—襄阳—（唐河）—赊旗店—洛阳—陕州—（黄河）—茅津渡—运城—临汾—晋中地区—太原—关南地区—雁门关……”路线；3、“安徽芜湖—（长江）—江苏扬州—（淮河）—安徽淮南—（淮河）—（颍河）—河南周家口（今周口）—（贾鲁河）—开封—（黄河）—山西”，但年黄河在中牟决口淤积贾鲁河，致使北上开封的航道被阻，改走“芜湖—（长江、大运河）—扬州—（淮河）—淮南—（淮河）—（颍河）—周家口—（沙河）—北舞渡—（陆运）—（黄河）—山西”。一般而言，“晋中茶商”多走孟津会盟渡，“关南茶商”喜走平陆茅津渡。
二、“北三线”（长城内外）晋商驼道，情况比较复杂。总的看，是“物极必反”和“盛极而衰”——晋商从先秦萌芽、汉魏起始、唐朝边贸开放渐勃、宋辽澶渊之盟后崛起、明清时代达到顶峰，到至清朝末年和民国时期衰落，终因内忧外患，不得不先停东北驼道，后停华北驼道，再停西北驼道。
晋商驼道东北线。主要存在于明朝以及清朝中期至民国这两大阶段，是当时晋商与山海关外辽宁、吉林、黑龙江的各民族，以及朝鲜人、俄罗斯人交易的地方。清军入关后，于康熙七年（年）推行封禁*策——“龙兴之地”汉人免入，以致造成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大量的无人区。年，面对沙皇俄国对东北领土的不断蚕食，黑龙江将军特普钦上书清廷，呼吁开禁放垦，获得采纳和批准，从此才有大批少地或无地的河北、山东农民“闯关东”，即向东北地区大量移民，以巩固边防和发展农业。东北晋商驼道的关键有两：“雁门关”和“张家口”。其主干路线图为二：1、“晋中和关南地区—（代州）雁门关—大同—河北张家口—内蒙古贝子旗（今锡林浩特）—黑龙江齐齐哈尔”。之后，便“一分为二”：—是“齐齐哈尔—内蒙古海拉尔（今呼伦贝尔）—满洲里—（俄罗斯）”；二是“齐齐哈尔—黑河—（俄罗斯）”。2、“晋中和关南地区—雁门关—大同—河北张家口—张北——内蒙古多伦—赤峰”。其后，又“一分为三”：一是“赤峰—辽宁朝阳—奉天—营口和安东（今丹东）”—（朝鲜）；二是“赤峰—通辽—吉林四平—长春”；三是“赤峰—通辽—吉林四平—辽源—梅河口—通化—辑安（今集安）”—（朝鲜）。
晋商驼道华北线。从先秦一直存在到民国时期，甚至新中国建立后的年，还能在代县滹沱河畔的正下社和峨口一带，不时地见到晋商运货的驼队，以及大批朝觐五台山的佛教僧侣及信徒们。无疑，华北晋商驼道在明清时代是最为兴盛的，这是晋商与中国长城以北地区以及蒙古、俄罗斯，进行国内外贸易的主商道。华北晋商驼道的关键有两：“雁门关”和“右玉杀虎口”。其主干路线图为四：1、“晋中和关南地区—雁门关—岱岳（今山阴）—右玉杀虎口（或从大同至丰镇）—归化（西支线有包头、固阳、百灵庙、五原、临河等；东支线有武川、四子王旗等）—集宁—伊林（今二连浩特）—扎门乌德（今蒙古国中部）—库伦—买卖城（中方）—恰克图（俄方）—伊尔库茨克……”[注：派生的线路有“归化—赛尔乌苏（今蒙古国西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据考证，在像双胞胎一样毗连的买卖城和恰克图，其坐商与俄商交易的20多个中国商家中，只有2家是非晋籍，余皆为山西商人。显然，近代中国对外开放的边境口岸买卖城，已成为当时“晋商军团”进军俄罗斯腹地（包括莫斯科、圣彼得堡）的桥头堡。2、“关南地区—雁门关—岱岳（今山阴）—大同—河北张家口—北京（北宋称幽州、金称中都、元称大都、明称北京、清称京师）—天津—（东北地区）”。3、“晋中地区—太原—阳泉—娘子关—井陉—石家庄—定州—北京”。4、“晋中地区—太原—阳泉—娘子关—井陉—石家庄—定州—天津—（东北地区）”。
晋商驼道西北线。主要存在于北宋至民国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西北晋商驼道的关键有二：“雁门关”和“河曲黄河渡口”。其主干路线图为：“晋中和关南地区—雁门关—河曲黄河渡口—陕西榆林—定边—宁夏银川—中宁—中卫—甘肃兰州（支线有青海西宁等）—凉州（今武威）—张掖—酒泉—嘉峪关—玉门关—敦煌”。之后，便“一分为五”：1、“敦煌—新疆若羌—于阗（今于田）—叶尔羌（今莎车）—（阿富汗、伊朗）”；2、“敦煌—新疆哈密—吐鲁番—喀什噶尔（今喀什）—吉尔吉斯（今吉尔吉斯斯坦）”；3、“敦煌—哈密—阿尔泰（今阿勒泰）—乌里雅苏台（今蒙古国西部）—科布多”；4、“哈密—镇西—奇台—迪化（今乌鲁木齐）—塔尔巴哈台（今塔城）—哈萨克（今哈萨克斯坦）”；5、“哈密—镇西—奇台—迪化（今乌鲁木齐）—伊犁（今伊宁）—惠远（今霍城）—尼堪卡（今霍尔果斯）—哈萨克（今哈萨克斯坦）”。
应当指出，晋商驼道西北线上的这一路“晋中商帮”和“关南商帮”，从代州雁门关经河曲渡过黄河后赴大西北和西亚途中，沿线像晋西北的偏关、河曲、保德等以及陕北的府谷、神木、榆林、横山、靖边等县份的青壮年，往往也加入“走西口”行列，并结成“晋陕联盟”和“晋陕甘联盟”的战略伙伴关系（惯称“山陕商人”、“秦晋商人”）。对此，我们从遍布于全国各地的“山陕会馆”、“秦晋会馆”及“山陕甘会馆”，便可“窥一斑而知全豹”。同时，因为他们基本是沿着长城内河西走廊即与古丝绸之路汇合向西走，所以，也一直得到了沿线边防军的保护。
晋商驼道的历史意义和价值
人类已经走过渔猎经济时代、畜牧经济时代、农耕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到达知识经济时代，并即将进入创新经济时代。富甲天下的晋商是曾与犹太商人、威尼斯商人齐名的世界三大商群之一，晋商驼道是与丝绸之路、茶马古道可比肩的中国对外贸易三大古商道之一。虽然说晋商驼道是祖祖辈辈、千千万万以血缘为纽带、以家族为依托的山西商人对祖国的服务创新，但正如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中所言“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晋商驼道作为一种历史存在，已随古代中国和近代中国的国之气运的兴衰而兴衰。不过，晋商驼道（亦称：万里茶道、万里茶路、）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却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第一，晋商驼道是中国古代南北方的国内贸易通道和中国与外蒙古、俄罗斯、朝鲜、阿富汗、伊朗、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以及欧洲地中海地区等的国际贸易通道。通过驼队、马帮等的运输，长江以南地区生产的茶叶、丝绸、瓷器、桐油、生漆、竹制品、无患子、皂角、大料、猪鬃、宣纸、书画、笔墨和长城以南地区生产的食盐、漆器、犁镜、铜镜、银碗、神龛、佛像、棉布、麻绳、粮油、辣椒、烟丝、蓝靛、硫磺、食糖、蜡、纸张、砚台、农具、中药材等，得以与中国长城以北地区，以及外蒙古、俄罗斯、朝鲜（包括今韩国）、阿富汗、伊朗、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欧洲地中海地区等国家生产的牛羊、驼马、皮革、马具、刀剑、北珠、毛毯、地毯、毛毡、驼绒、人参、鹿茸、锁阳、苁蓉、胡椒、枸杞、葡萄干、玉石、香料、钟表、玻璃器皿，以至猎犬、猛禽、菜类和各种植物种子等，进行贸易和交流。
第二，晋商作为中国商业的一面旗帜，益国利民，他们所创立和投资的商贸业、金融业，带动了各地与之密切相关的商行、客栈、酒肆、茶楼、饭馆、牙行（经纪人）、镖局、银楼、澡堂、古董、诊所、药铺、戏院，以及兴起粮店、磨坊、油坊、绸缎庄、瓷器店、扇子店、香粉店、灯笼店、戏装铺、乐器行、擀毡、硝皮（熟皮子）、裁缝、杂货铺、建筑等行业，产生集群效应，并形成不少店牌、招幌、串灯密集的新城镇，推动了全国城市化发展，从而大大提高了当地民众就业、人才培养、市场繁荣和整体生活水平，使中国长城以北地区与长城以南地区逐渐趋于经济一体化。
第三，晋商是国家的“隐形军团”和货币战争的主力军。视野开阔、活动范围广的晋商，其实就是秦军、汉军、魏军、晋军、隋军、唐军、宋军、明军、清军的物资供应商和不在编的后勤保障部队，以及直接和间接的情报机构。“南三线”和“北三线”晋商驼道的开辟，有效地服务于边镇驻军和作战部队，巩固了历朝历代的中国边防。同时，可以推理，“晋商军团”肯定多次参加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货币战争——至少北宋（汉族）与辽国（契丹族）澶渊之盟后的年间和南宋（汉族）与金国（女真族）隔江对峙的年间，恰好地处万里长城雁门关以南且素有经商传统的“晋商代州帮”，在“岁币+自由贸易”的大好商机面前，绝不会袖手旁观无动于衷吧？
第四，晋商驼道是“精英移民”和“贫民移民”结合之路。中国历史上的山西，并不仅像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经常宣传的晋东南与冀西南交界处“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小山村大寨形象，也不是如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不时报道的开矿出事故和官商勾结的煤老板形象。这些“土而黑”的典型案例，留给人们的肯定是以偏概全的负面印象。不过，无可争议的是，真实的山西在人才和人口上对祖国的突出贡献，至少有三次：第一次是唐朝时期，从“贞观之治”李世民、女皇帝武则天和“开元盛世”李隆基，到裴寂、刘文静、柴绍、尉迟敬德、温彦博、裴行俭、裴矩、狄仁杰、薛仁贵、张说、裴耀卿、白居易、柳宗元、王昌龄、王维、王勃、王之涣、王翰、张巡、卢纶、温庭筠……无论经国执*、统兵作战，还是创作诗词、舞蹈、绘画、音乐，山西出人才最多（一半宰相出自山西）；第二次是明朝洪武和永乐年间，由棉麦丰饶、人丁兴旺的晋南平原，向元末明初战乱后人烟稀少的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陕西、甘肃等十余省，先后18次百万民众“洪洞县大槐树移民”，山西出人口最多；第三次是从周朝持续到民国的“晋商走天涯”运动，让历史悠久、文化深厚和物产丰富之滹沱河流域的关南人和汾河流域的晋中人——这中间既有贫苦农民、更有读书精英，从晋商驼道走向全国，把超前的商业文化、先进的专业技术播撒于各地，山西出人才和出人口最多。
第五，晋商驼道是晋商后代和新晋商永远的精神图腾，也是中华儿女永远的精神高地之一。中国历史上有四次大移民：大槐树移民（山西晋南向中原和江南地区移民）、走西（东）口（山西晋中和关南向长城以北地区移民）、闯关东（山东、河北向东北地区移民）和下南洋（福建、广东向东南亚移民），其中山西就占了两次之多。缘此，难以计数遍及海内外的晋商后代以及新晋商们，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便在北京、山西、天津、上海、湖北、广东、河北、陕西、宁夏、辽宁、浙江、四川、吉林、河南、重庆、甘肃、新疆和廊坊、满洲里、宁波等，以及美国、日本、加拿大，纷纷成立晋商商会、晋商研究会、山西商会、同晋联谊会、晋商商学院等，并开办和举行各种各样的晋商博物馆、晋商文化博物馆、票号博物馆、民俗博物馆、晋商论坛、晋商网、晋商人才网、山西会馆网、山西面食创新研讨会、山西民俗研讨会、晋剧研讨会和晋商会馆研讨会，直接活跃了当地的经济、文化、艺术、制造业和服务业，从而为中国伟大复兴与和平崛起共同奋斗。
第六，从空中鸟瞰在全国呈“川”字形的晋商驼道，流畅的是中华儿女之创新血脉，是先秦、汉唐、宋元、明清和民国等历代先民留下的人类文化遗产。同样，晋商驼道与我国其他线路型文化遗产——即丝绸之路、京杭大运河、茶马古道、唐蕃古道、川陕古栈道等一起，沿线各级*府应进行抢救性保护和创新型开发，并宜由山西省联合相关省区先申报中国国家级文化遗产，再由国家相关部门牵头联合俄罗斯、蒙古等国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当前，晋商驼道“北三线”和“南三线”，正成为旅游的黄金线路之一。据报道，深圳、青岛、济南、郑州、北京、大连、杭州、武汉、衢州、福州、南昌等地的旅行社，都在忙于策划和拓展新的“走西口”——也就是“晋商驼道”的西北段线路，打造现代版的“西游记”旅游产品，以创造文化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呢！
第七，晋商驼道现已成为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线。即晋商驼道不仅是“南三线”和“北三线”交通要道，更是历史文化和经济思想的载体。因为伴随晋商驼道产生和影响了驼帮文化、马帮文化、会馆文化、餐饮文化、商贸文化、长江文化、黄河文化、大运河文化、长城文化、古堡文化、民族文化、边塞文化、草原文化、宗教文化……近年来，电影、电视剧、舞剧、话剧和纪录片《大红灯笼高高挂》、《昌晋源票号》、《乔家大院》、《大商道》、《白银谷》、《白银帝国》、《龙票》、《驼道》、《走西口》、《大镜门》、《一把酸枣》、《立秋》、《晋商》、《晋商会馆》、《茶叶之路》等，便均是以晋商和晋商驼道为题材所创作的文化精品。与此同时，长篇小说《昌晋源票号》、《乔家大院》、《晋商大院》、《大晋商》、《大明晋商》、《白银谷》、《白银帝国》、《白银之城》、《龙票》、《大盛魁商号》、《茶道青红》、《晋商——七大家族博弈》、《大晋商——中国式商道》、《茶叶之路》……亦姹紫嫣红纷纷出版发行。
第八，晋商是中国“走出去“的市场经济先锋和商业品牌代表。纵贯江南、中原、塞北，横跨亚欧大陆，绵延三万公里的“川”字形的晋商驼道，以及遍布天涯的晋商，在创造“消费、投资、出口”三大需求的同时，他们所演绎的一个个娓娓动听的故事，点亮的一盏盏闪闪发亮的明灯，留下的一种种久久难忘的遗产，有力地促进了多元一体的中国各民族的融合和团结，扩展了中华软实力在俄罗斯、蒙古、朝鲜、韩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阿富汗、伊朗，以及巴基斯坦、印度等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力，是事实上的民间外交和民间文化交流。鉴往知今，近些年，中国与俄罗斯、蒙古国等有关城市的各种商务代表团，不断交互考察访问和举办各种论坛，双方签订协议或合作意向书，尤其是年5月开通的“（福建安溪）—北京—二连浩特—乌兰巴托—乌兰乌德—伊尔库茨克—新西伯利亚—叶卡特琳堡—喀山—莫斯科—（圣彼得堡）”乘火车“茶叶之路”旅游线路，就是历史上的晋商驼道促成现代国际经济文化交流的明证和典例。（作者：郎加明）
来源：太原道
发布：中国经贸融媒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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