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6—9世纪欧亚国际背景下的草原丝绸之路
草原之路很早就是中原地区和欧亚北方游牧民族经济往来的重要通道，它的起始时间远远早于张骞出使西域。
这条商路“从黄河中游出发，经鄂尔多斯、蒙古高原、越阿尔泰山脉进入哈萨克斯坦草原；再经里海北岸、黑海北岸可达多瑙河流域”，沿途除了局部有丘陵以外，地势平坦，没有高山峻岭与干旱荒漠的阻隔，各地的生态环境比较一致，易于通行。
更重要的是，与政权林立、大国角逐、风云变幻的绿洲之路相比，草原之路沿途国家较少，国际局势相对稳定，这种独特的自然与政治环境使草原之路一方面作为绿洲之路的重要补充；另一方面自成一体，历经千年而不衰，是东西方经济、文化乃至政治交往的重要平台。
可萨汗国控制的北高加索基本上处于这条通道的中间位置，又是连接南方农业民族和北方草原民族的枢纽，因而在中世纪早期的国际以及地区贸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公元至年，西突厥和拜占庭为了摆脱萨珊波斯对东西丝绸贸易的垄断，数次互派使节就是经草原之路进行，粟特人将丝绸从中亚地区绕过里海，再经过高加索山的达留尔要塞进入拜占庭的特拉比松。
打耳班此时也成为丝绸之路上连接南高加索、近东、印度以及中亚的贸易中转站。因此，北高加索不仅是东西贸易的通道，更是南北交流的枢纽。
7世纪中期以后，几大帝国的建立改善了草原之路的贸易环境，而大唐与吐蕃势力在西域的此消彼长，又进一步提高了草原之路在东西交流中的地位，从而为可萨汗国的贸易角色奠定了基础。草原丝绸之路也走向繁荣。
第二节可萨汗国发展方式的转变
公元年以后，草原丝绸之路的作用更加明显，而可萨人此时已经历了多年的扩张，与西方的拜占庭帝国以及南方的阿拉伯帝国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成为雄踞草原之路的霸主。
尽管可萨汗国没有恢复西突厥往日在欧亚大陆的疆域，但它仍掌握着种种有利于发展国际贸易的自然条件。
首先，他们的疆域辽阔，“确立了从伏尔加河到克里米亚所有领土的支配权”，更将黑海以及里海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特别是里海一度被称为“可萨海”，还在公元年左右控制了里海与咸海之间的广大地区。
其次，他们的地理位置极其优越：北接东北欧，南连阿拉伯，西有法兰克与拜占庭，东有中亚及中国。
最后，草原之路虽属陆路，但可萨国内的第聂伯河、顿河、顿涅茨河、伏尔加河等大江大河的主干和支流以及里海、黑海组成了天然的水运贸易网，从而能够减轻商品运输的难度与成本。
可萨汗国在8世纪后期不仅在信仰上皈依犹太教，更实现了发展方式的变更。经过多年的争夺战，尽管可萨人最终保住了北高加索并使阿拉伯人的扩张受挫，却在战争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阿拉伯军队数次入侵可萨人原有的统治中心——达吉斯坦地区，烧杀抢掠使当地经济惨遭破坏，达吉斯坦沿里海的走廊地带蒙受的损失尤其严重，直到10世纪上半叶仍未恢复。面对阿拉伯人的军事压力，可萨人为了生存而数次迁都，从巴兰伽尔到萨曼达尔，再到伊提尔。
更重要的是，阿拉伯人拥有的是一个繁荣强大的帝国，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官僚体系完备，政治制度成熟，战争潜力巨大，这些条件都远非出身草原的可萨人能比。
尽管他们依靠战争和掠夺攫取了大量财富，但阿拉伯人作为新生力量已经在南高加索崛起，军事力量远胜过昔日的萨珊波斯，可萨人在南高加索的扩张因此受到遏制，他们依靠野蛮掠夺的原始经济方式已经难以为继，而且为了供养庞大的军队也需要可汗设法获取更多的军饷。
可萨人在北高加索活动早已感触到了浓厚的商业气息，对商业活动并不缺乏适应性，这使他们能够顺利地从游牧民族转变为商业民族。可萨汗国既然已经占据优越的地理位置，实行商业立国也就成为其必然的选择了，南方经济发达的阿拔斯王朝无疑是其重要的贸易对象。
第三节丝绸主路上国际关系的改善与商贸的恢复
商业的发展需要巨大的消费需求以及稳定的国际关系。哈伦·拉希德时期，阿拔斯王朝进入黄金时代，农业发达、手工业繁荣，人口增多，城镇发展迅速，货币充足。
首都巴格达经过几代哈里发的经营，已成为阿拉伯帝国的财富中心和世界上繁华的大都市，经济发达，市场活跃，商业繁荣。哈里发、皇室宗亲、高官要员以及大批富商都聚集于此。因此，阿拔斯王朝有着强大的消费潜力，而阿拉伯人生活观念的变化使这种潜力成为现实。
当阿拉伯人大规模的军事扩张基本停止后，他们把精力转向商业领域；因此，巴格达政府非常注重交通事业，大力建设驿站，完善邮政，筑桥修路，甚至修筑灌溉工程时也刻意将水道加宽，以方便商船通行。
帝国境内尤其是伊拉克的陆运和水运极为便利，从巴格达通往南高加索的道路十分通畅，这便于穆斯林商人与可萨人的商贸往来，并通过可萨人与东北欧等地建立贸易联系。作为可萨汗国的最重要邻国之一，阿拔斯王朝繁荣的经济、广阔的消费市场以及便捷的交通都是前者顺利实施商业立国之策所不可或缺的外部条件。
草原之路畅通的国际背景、阿拔斯王朝繁荣的经济、可萨汗国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发展方式的转变是其发展国际贸易的机遇和优势，但其发挥这些优势的关键则是可萨汗国与阿拔斯王朝关系的改善。
可萨汗国占据的北高加索在中世纪早期不仅是东西商贸往来的枢纽，更是南北交流的渠道，但是可萨人与阿拉伯人围绕高加索的百年战争给当地的商业活动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对南北方经济往来的影响更大。
客观来讲，这场百年战争并没有也不可能使商人在北高加索地区的活动销声匿迹。史料证明战争只是限制了可萨人与打耳班商人之间的贸易，但并没有使二者的交往完全中断。
公元年，马斯拉马赫在打耳班下关于可萨商人的规定，显然为了避免可萨间谍混入城中刺探情报，向打耳班的商人征税也是对商业正常的管理行为，不能被视为限制措施，因此马斯拉马赫的命令并不能证明其有意阻碍贸易的进行。即便如此，战争仍对当地的贸易造成了致命打击，打耳班的发展历程就反映了这一事实。
公元6世纪的打耳班是连接南高加索、近东、印度以及中亚的商业中心，但考古工作者在当地8世纪的地层中只发现了为数不多的上釉陶片，说明打耳班当时陷入萧条，这正处于可萨人与阿拉伯人的百年战争阶段，商业显然因战争受到阻碍。
可萨汗国和阿拉伯帝国的百年战争严重影响了高加索南北的经济往来，阻碍了货币流通。公元年以后，随着两国关系的改善，南北高加索的经济交流逐渐恢复，阿拉伯帝国的货币重新出现在北高加索。这说明双方战事的终止为南方穆斯林和北方的可萨人以及东欧人的经济交流创造了条件。在此情况下，打耳班恢复了往日贸易中心的角色并再度繁荣。
打耳班在公元6世纪高加索地区重要的商业中心；公元年至年左右，可萨人与阿拉伯人的百年争夺战基本打断了打耳班的发展历程，尽管这一时期，南方阿拉伯人与北方可萨人的交流并未停止，但只是断断续续的规模贸易。公元8世纪世纪晚期，随着可萨汗国与阿拉伯帝国和平关系的确立，打耳班恢复了往日的繁荣。
打耳班作为重要的商业中心，它的兴衰变化折射出高加索地区国际关系的演变和商贸交流的状况。
特别是它在公元8世纪后期的重新崛起反映了可萨汗国与阿拔斯王朝关系的改善，从而开启了伊斯兰世界与东欧及波罗的海地区通过可萨汗国展开大规模交往的新时代，以可萨汗国为中介的南北贸易在公元8世纪晚期以后正式形成并日益活跃。
另一方面，早从公元年开始，草原之路在东西方交流中的地位日益凸显，控制北高加索的可萨汗国显然也在东西交流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公元8世纪晚期以后，可萨汗国最终确立了草原丝绸之路上贸易枢纽的地位。
可萨国王向过境商旅征收“什一税”，以此积累了大量财富，并利用这笔收入维持一支强大的军队，反过来保护商旅的安全，进一步优化了国内的贸易环境，但过分依赖关税收入也给可萨汗国的安全埋下了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