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红娜
年，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一项务实的地缘经济合作机制，国际产能合作正式启动。国际产能合作发生于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伴随着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技术合作等的进行，也为培育国际贸易的根基并拉动国际贸易的增长创造了条件。同时，相对于其他较为单一的分工模式，国际产能合作更强调合作的长期性、稳定性和互动性等，有助于形成全方位、可持续和不断深化的合作格局，是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互利共赢的现实纽带，也为我国参与高水平国际竞争提供了重要手段。当前，国际经济格局、科学技术条件和内生发展动力等都在发生深刻调整，年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又给全球供应链体系带来了新的变数，这对“一带一路”产能合作既是机遇、又有挑战。对此，应趋利避害、因势利导，努力构建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产能合作新网络。
一、“一带一路”产能合作面临的新机遇
（一）机制化顶层设计步入快车道，*策环境持续优化
机制化顶层设计是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保障，有助于扫除国际合作中面临的*策障碍，为市场主体提供必要和切实的*府支持。当前，全球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固有矛盾集中爆发，新的问题又在不断涌现。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世界各国对于用机制化手段来弥补*治互信的不足以推进务实合作，有着强烈的共识。尤其在新冠疫情给世界经济踩了“急刹车”后，建立新的运行机制更显得“顺势而为”，为推动“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机制化顶层设计、强化系统性支撑提供了好的契机。
在战略层面，不断深化“一带一路”倡议与沿线区域国家发展战略的对接，包括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蒙古国“发展之路”、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波兰“琥珀之路”等；在具体的机制化建设层面，截至年底，中国已与40多个“一带一路”国家签署了产能合作文件，与包括国际组织在内的国际主体签署了超过份的“一带一路”共建合作协议，商签范围由亚欧地区延伸至非洲、拉丁美洲、南太平洋和西欧等相关国家，内容涉及贸易便利化、海关执法互助、检验检疫等。与此同时，中国还积极参与和引领区域合作，推动发布《中国-东盟产能合作声明》和《澜湄国家产能合作联合声明》，在数字经济、标准化建设、知识产权保护、税收、绿色投资等具体领域也开展了务实合作，例如，同20多个国家通信主管部门和国际组织签署网络空间合作协议，与22个国家和地区签署电子商务合作备忘录以及建立双边电子商务合作机制，与16个国家签署加强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合作文件等。这些机制对产能合作*策障碍的实质消解效果将会逐步显现。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使“健康丝绸之路”又焕发出新的生机，医疗健康产业也会迎来新的合作热潮。商务部分布的数据显示，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同比下降0.4%，而对“一带一路”同口径投资活动却逆势增长18.3%，占同期投资总额的16.2%，较年上升2.6个百分点。其中，医疗和生命科学行业是中国海外并购额唯一较去年增加的行业。这些发展成绩正是对这些合作机制的现实回馈。
（二）设施互联互通或再迎高潮，产能合作硬环境将进一步优化
基础设施互联联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是实现产能合作和经贸往来的前提和基础。全国工商联年的调查显示，26.2%的受访企业将基础设施不完善视作产能合作面临的高风险。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沿线国家以及沿线国家间的设施连通性不断提升。年，印尼雅万高铁瓦利尼隧道贯通，同江中俄跨江大桥贯通，中老铁路琅勃拉邦湄公河特大桥合龙，肯尼亚内罗毕—马拉巴标轨铁路一期工程正式建成通车，匈塞铁路、蒙内铁路以及中巴、中缅经济走廊等一大批重大项目也正在积极推进中。互联互通项目的推进为产能合作提供了便利、低成本的人员与货物运输通道，中欧班列也因而成为促进中欧地缘经济融合发展的基础支撑。新冠疫情的爆发虽然使近两年快速增长的全球基建市场有所放缓，但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其或再迎高潮。一方面，中欧班列在疫情期间为防疫物资的出口提供了宝贵的通道，年全年开行列数首次突破“万列”大关，同比增长50%，为稳定国际供应链、助力中欧共同抗疫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其重要性会再获重视；另一方面，基础设施投资为各国恢复经济、稳定就业提供了有力手段。除了铁路、公路、机场等传统基建，医疗保健设施因病例突然激增而不堪重负、信息系统无法满足数据分析需要等事实，也为以科技、医疗、教育、文体娱乐等为核心的新基建提出了更大的需求。例如，印尼提出将在年拨付约38亿美元用以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旅游和制造业等，肯尼亚、马来西亚、坦桑尼亚等国也纷纷通过扩大赤字规模、增加基建投资等公共支出方式刺激本国经济发展，阿联酋、缅甸等也已着手医疗基础设施的项目建设。这些基建项目既为“一带一路”产能合作创造了需求，也为扩大产能供给提供了可能。
（三）民营企业的积极性提升，产能合作将更具活力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民间投资和民营经济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已日渐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优化产业结构、繁荣城乡市场、扩大社会就业的重要力量。同时，随着中国民营企业的不断发展，一些中国民营企业家在推进国际化发展布局时，颇具世界眼光，善于发掘“一带一路”地区所蕴含的巨大市场价值。*策环境的优化和贸易通道的畅达，更加激发了民营企业参与“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积极性。全国工商联调查显示，年，在中国民营企业强中，家企业参与了“一带一路”建设，较上年增加了12家；未来3年有意愿参与建设的民营企业强数量为家，虽有所减少，但有更明确的投资意愿。当前，中国民营企业对“一带一路”投资有61%集中于制造业，且近些年也已开始向软件和信息技术、清洁能源、生物制药等新兴和高端服务行业延伸。从合作方式看，在东南亚、中亚、南美、非洲等地主要以发展产能合作的制造环节为主，海外园区是产能合作的重要承载。在欧洲等地主要以建立营销网络、设立研发中心为主；在中国港澳地区主要以设立平台和窗口公司为主。民营企业投资领域广泛、合作方式灵活，必将为“一带一路”产能合作带来新活力、新动能。
（四）发达国家参与增多，产能合作获得更多发展支撑
当前，发达国家虽然对“一带一路”倡议心存戒备，但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在分享“一带一路”发展红利上的热情不断提升，国际产能合作更具实力。发达国家的热情主要源于区域内产业链网络的逐渐完善和内生动力的不断增强。年，“一带一路”区域内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比升至13.4%，超越北美自贸区成为仅次于欧盟的全球第二大贸易板块。其中，电机、电气设备及其零件（HS编码第85章）和核反应堆、锅炉、机器、机械器具及其零件（HS编码第84章）是最重要的两类贸易品。中国贡献了“一带一路”中间品进口36.3%的份额，已成为构建沿线国家间产业链合作网络的中流砥柱。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统计，年，“一带一路”吸引外资总额为3在亿美元，较上年增长6.8%，增速高于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规模2.9%，占全球外资流量的24%，已成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同时，法国、韩国、加拿大、德国、英国、瑞士等发达国家也积极与中国达成第三方市场合作协议，以分享区域发展红利，充实发展动能。
（五）数字技术快速渗透，为提升合作效率和扩展合作空间提供了新手段
人工智能、物联网、3D打印和虚拟现实等数字技术的发展，打通了网络世界和物理世界之间沟通的桥梁，极大地改变了产业组织与合作的方式，为开展产能合作开辟了新空间。据《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平均互联网使用率从60.3%提高到66.9%。目前，中国已与沿线国家建设34条跨境陆缆和多条国际海缆，联通亚非欧等世界各地，积极打造高质量“数字丝绸之路”。年1—7月新冠疫情期间，中国电信、计算机软件服务、信息服务等行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并购活动依然保持强劲增长势头，完成的并购金额同比增长52.2%，充分显示了该区域对发展和利用数字技术的热情，这对于加快技术和知识传播、优化人力资本质量和提高企业生产效率至关重要。
目前，华为、中兴和阿里巴巴等国内领先企业已经在沿线国家建立高标准的技术和基础设施平台、架构和系统。例如，阿里巴巴在马来西亚的互联网项目为中国海外企业提供云计算等数据服务以及电子商务和金融服务等。搭建数字网络，可以为企业提供全球供应链上的实时数据，为进一步提升供应链管理效率、降低国际产能合作成本提供新的技术手段。
二、“一带一路”产能合作面临的新挑战
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既为中国开展“一带一路”产能合作创造了不可多得的新机遇，也带来了远超以往的新挑战。
（一）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对中国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制度约束不断加码
近两年来，中美博弈愈演愈烈，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不仅发起与中国的正面摩擦，还通过影响其他国家的对华态度来干扰“一带一路”产能合作，并试图建立将中国排除在外的新的全球产业链网络。在疫情发生后，这一形势变得更为严峻，美国等发达国家既试图促使外资撤离中国，又对来自中国的投资加强安全审查力度。继欧盟及其成员国以及印度加严对中国投资的审查力度之后，澳大利亚也在年6月宣布修改其外商投资规定，将对所有面向本土能源、电信、港口、水利、数据等“敏感国家安全领域”企业的外资进行更严格的审查，而当前的审查门槛是2.75亿澳元（1.92亿美元）以上，对于中国这样与澳签署了自由贸易协议的国家，门槛原本是11亿美元，此举显然是针对一直在向澳注资的中国企业。此外，美国还在试图通过新的标准、贸易投资或采购等国际规则来约束中国企业的投资行为，破坏中国正在组建的国际产能合作网络。
（二）多重风险叠加，产能合作的稳定性面临极大威胁
国际产能合作需要身处产业链中的每一个企业都能够及时交付约定数量和质量的产品，以用于下一环节的价值创造，因此对生产的稳定性要求极高。但“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国家多为新兴经济体，相较成熟经济体而言，投资经营风险普遍较高，包括*局不稳、*权更迭导致*策稳定性和连续性较差等*治风险，还有暴力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等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风险，以及由劳工等社会问题引发的生产中断风险等。随着全球经济环境的恶化，这些在形势向好时得到缓解的风险开始释放；与此同时，经济风险也在快速集聚，尤其是在新冠疫情后，不少沿线国家财*资金短缺、债务扩张的状况将会更加严重，利率变动、结汇限制、经济*策不稳定、产能合作履约等风险会不断升级。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年4月进行的调查显示，54%的企业表示项目实施出现困难，履约风险增大。多重风险相互叠加，产能合作的稳定性受到极大挑战。
（三）各国对出台供应链法的热情不断升温，国际产能合作面临更强的人权和环境保障要求
国际产能合作虽然促进了社会财富的增加，但也给平衡经济增长和社会及环境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挑战。国际劳工组织估计，全球产业链上约有万人是强迫劳动的受害者；有1.68亿儿童在全球化浪潮中成为童工，占全球儿童总人数的11%，其中一半以上在危险条件下工作。环境破坏的加剧也与全球供应链有关，全球环境基金（GEF）研究估计，大豆、牛肉和棕榈油这3种大宗商品交易造成了全球近80%的热带森林砍伐和12%的温室气体排放。《联合国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和经合组织《跨国企业准则》为此都明确指出，企业有责任尊重人权和环境，并应进行有效的尽职调查。然而，尽管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