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吉兰是乌兹别克斯坦东部城市。在费尔干纳盆地东南部，阿赖山脉的山前地带，南距费尔干纳市5公里—7公里。人口12.3万（年）。费尔干纳盆地古城之一。铁路要站，公路枢纽。大型丝绸工业中心，建有大型丝织联合企业。设有丝织工业研究所。浩罕是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州的一个城市，位于费尔干纳盆地西部，索赫河下游河畔。乌兹别克斯坦东部城市。人口16.6万（）。古城之一。—年为浩罕汗国都城。曾为土耳其斯坦的最大商业中心。塔什干通往费尔干纳盆地的交通枢纽。工业以轧棉、织袜、纺纱和食品加工为主，还有化工（生产化肥等）、金属加工和电机工业。设有师范学院。有十八至十九世纪的建筑古迹。安集延，古称安都康，乌兹别克安集延州首府，30万人左右。坐落在古河道沉积层上，堪称富庶之地。很早就成为著名的贸易集散地。公元九世纪起即已闻名。年被地震破坏后重建。二十世纪初为工商业中心之一。铁路和公路枢纽。机械制造和金属加工工业中心，还有轧棉、针织和食品（罐头、榨油）工业。附近有石油、天然气田。设有历史地志博物馆。第一任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马继业的夫人凯瑟琳在《外交官夫人回忆录》中记述，“我可从来没有乘坐过与这一趟由撒马尔罕到安集延的列车同样的列车……机车想什么时候出故障，列车也就停下来。旅客们从车厢跳了下去，采摘野花……机车一声尖叫，由铁路钢轨做成的钟一响，我们又都磕磕碰碰地奔回各自车厢。”纳曼干，乌兹别克斯坦城市，在费尔干纳盆地北部。人口27.5万（）。年建市。铁路要站。有北费尔干纳运河流经。工业以轧棉、纺织和食品加工（罐头，奶制品、酿酒）为主。还有化工厂、变压器厂、汽车修理和建筑材料厂。有师范学院和地质博物馆。费尔干纳（Fergana），乌兹别克斯坦东部城市，费尔干纳州首府。在费尔干纳盆地南部，阿赖山脉北麓，伊斯法伊拉姆河绿洲上。年作为军事和行*中心，由俄国人建立，建城初称НовыйМаргилан（位于Маргиланa旧城12公里），年改名为斯科别列夫（Скобелев/Skobelev），年改名为费尔干纳。铁路要站。建有大型纺织联合企业，轧棉、缫丝、炼油、化肥、化纤、油脂、罐头厂及热电厂等。设有高等院校和地志博物馆。主要民族有乌孜别克族和俄罗斯族等。阿尔马雷克，在库拉明山脉北麓，锡尔河支流安格连河左岸。塔什干-阿尔马雷克公路的终点。年建市。乌兹别克斯坦有色冶金工业中心。建有大型矿冶公司，生产铜、锌、铅、硫酸、化肥等。有制毯联合企业、热电厂、汽车修配厂。安格连，乌兹别克斯坦东部塔什干州城市。在锡尔河中游支流安格连河左岸。塔什干—安格连铁路线的终点。人口12.2万（）。年建市。附近有丰富的褐煤矿，因开采煤田而兴起。工业以采煤为主，还有火电厂、地下煤气站、建筑材料工业等。设有师范学院、历史地志博物馆。
安集延在这几个城市里最古老，其次是纳曼干，再次是浩罕，纳曼干和浩罕都是在17-18世纪，也就是中亚的中世纪后半期，而安集延则在伊斯兰化之前就已经形成大城市了。费尔干纳建立于沙俄殖民统治确立的二十年内，而阿尔马雷克和安格连则是苏联时代的工业城市，这是他们在历史上的相互关系，马尔吉兰最早的记载和安集延的时代差不多，但是最后没有安集延发展的那么好，地位也没有安集延那么重要，以至于沙俄和苏联都把他作为盆地的重点发展对象。即便受到了地震，在年后还是迅速重建恢复了。随着海洋商路和商品交换对象的剧变，中亚商路其实已经大大衰落，原先维系这些城市的商业价值已经大为萎缩，而主要成为给当地的农村和临近地区的手工业品供应者和交通运输服务的供应者，在此意义上成为一个虽然仍然具有工商业，但是辐射范围更窄得多的中心城市。
虽然沙俄和苏联的中央集权程度都不低，但是他们对于中亚这些地方改造与归化的耐心非常低，反而是更乐于使用近乎“委任统治”的办法来处理，他们继续控制主要的商业中心城市辐射周边，而更广大的农村则放任不管，仅仅依靠这些氏族长老维持秩序、缴纳税赋。他们本来是可能形成类似泽璐调查中的那种血统-地缘-共同信仰的这么一个不断层累的基层亚*治结构的，但不幸的是，这个地方的基层已经完全酥化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信仰，所以也就不可能借此区别各方了，因而也就没有什么实际上有所作为的超越血缘和地缘的*治共同体存在，希瓦汗国和布哈拉汗国他们仅仅是凭借对外战争的持续不绝而实现了有限的魏特夫式的中央集权，但是他们还是不可能破除基层的封建庄园领主精英阶层，因此就像凯瑟琳.柯林斯在其著作中所说的那样，这两个汗国是不可能深入控制基层的，顶多是施加一些封建的军事*治义务给地方。他们仅仅是封建*权，远未达到民族国家的程度。
也不能说没有从超越血缘和地缘的角度自下而上整合的尝试，但是这种文化信仰的尝试无一例外都失败了，这就是所谓的教团*治，他们一度在蒙兀儿斯坦比较盛行，但是后来都随着他们寄生的世俗王朝的覆灭而崩溃，就连依附帖木儿王朝的奥贝德拉教团也不能幸免于难。这种排他性而不是接纳会员式的组织最终只能走向崩溃，这是权力与利益再分配的矛盾所造成的的。想要改造这样的社会，必然要有一个持久的对于产权的承认和对一般的国家法的强调，而不是纵容一些宗教法庭和执行私刑的家族法庭来实施法律，这两样对于沙俄来说都是很难做到的，因为沙俄来到这里就是当做通向印度的商路和进攻路线，途中由此获得补给，他们对于这里的态度是非常消极的，也就是从军事和扩张角度说，为进入印度做铺垫；从经济上说，在这里的发展，基本上都为了上述目标服务，所以后勤性质非常浓厚，另一点就是在这里建立一些移民垦区，还有服务于莫斯科纺织业的棉花种植，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说都有一定的掠夺性，这种掠夺性就是破坏对产权的承认原则，这就迫使这些人更深入的钻进氏族的口袋里寻求财产安全和其他方面不再恶化的权益。这种对抗之中，氏族反而更容易通过个体牺牲一部分产权确权利益来保障自身的利益不被敛走。法律最核心的任务就是确立保护利益的原则和惩罚违反原则的人，而如果连产权都保护不了，那么这个法律是难以深入人心的，社会是不可能原子化的，他们还会生活在各自的壁垒之中不肯出来。
所以如果确权保护不了，那么沙俄就不可能提供真正有意义的中央集权框架，也就无法形成统一的社会秩序，而是任由各个本来应该承担道德教化的亚秩序参与者将亚秩序发挥到真秩序的程度。亚秩序一旦越权，成为真正有效的秩序，那么名义上的法定秩序就会受到践踏，他所设想和实现的情景就不可能落实。中央集权如果不尊重产权，就容易产生我们所看到的那个纵容氏族做大的中央集权悖论，事实上因为这个框架本身希望可以不受限制的掠夺和定义变更财富的性质、所有权，加之军事化管理的色彩非常浓厚，人事*治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物权*治，这样就更迟滞了物权的确权过程，没有得到确权保障的秩序和经济交往习惯，就不可能摆脱氏族，氏族的长期存在说明了该国*府本身的制度，要么没有必要的中央集权，要么有了中央集权却不能有效保障物权，总而言之，是有缺陷的。同样的问题在20世纪20年代后也长期存在，所以我认为不是勃列日涅夫的干部固定原则导致了氏族的彻底崛起，而是上述传统导致的恶果。殖民地为什么不容易改造当地的社会生态？因为你既然选择了殖民，就是为了直接或者间接的掠夺财富的，不然在这里建立*府和其他机构设施，难道是为了做慈善吗？显然不是的。
这种直接或者间接的财产产权社会性转移与流动，使得被剥夺了财产利益的人自然要寻求互相抱团取暖，相比于殖民者，他们与当地的精英也更有联合的共同利益基础，因为他们都害怕被没收财产，这样对于他们打击更沉重，穷困者虽然倾家荡产，但是总比富人的要少，富人如果被如法炮制，即便不是那种全盘抄走，也是损失不菲。因而他们能够构成一个联合的整体，在某些著作中被称为非正式*治。关于上文中提到的军事化管理和漠视物权，两者之间其实也有一个“相互促进”的关系。也就是因为漠视物权，使得当地的非正式*治、亚秩序变得越发强烈，导致当地的不稳定因素增多，原因很简单，土皇帝变多了，所以要派驻更多的军队，但是军队变动，对于执行宵禁和其他军事化管理的需要就更多，人事*治压过物权*治的现实需要也就更多，因此军事化管理给氏族关系网向上发展提供了温床，因为在这里摆平事情所需要的主要是人事*治，这样他们托关系搭关系攀亲戚的可能性就越高，只不过勃列日涅夫加速了这一过程，也就是所谓的干部当地化，导致这种关系网向上发展的趋势更容易实现了，进而导致整个社会网络与正式*治网络之间渠道的打通与锁紧绑定。
在此大背景下，莫斯科想要加强控制，除了军事化管理，也就是增加对城市的影响力了，因此他们对于城市的工业投资也会加大，城市发展的畸形实际上反映了对农村治理的失范。他们希望在城市里施加物权*治的红利，用这些利益黏合住一些俄化程度较高的精英，通过他们来施加自己的影响力，稳定自己在当地的权威性与合法性地位。所以在此情况下利用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区统御城市化较低的地区的做法也就比较普遍，最经典的就是列宁纳巴德之于塔吉克南方的关系，而费尔干纳地区的关系则更微妙，如此多的的城市围绕着这个盆地，其实就是为了钳制这个地方的农业区，因为城市的工业发展拨款都是需要莫斯科决定的，因此城市天然的就亲俄，而当地的农业则能自己自足，因此有了不需要计划拨款的部分，独立性更强。但是随着这个干部固定，导致城市也逐渐被氏族化，该措施的意义就不大了，但是并不能因为说这个城市的氏族化程度加深就说从这一刻开始他的氏族化才普遍形成和出现了，他仅仅是本来就在更广大的农村地区居于主导地位的氏族*治对最后一点现代化因素集中的区域的最后征服。即便是今天，中亚的城市化率还是很低，即便是阿拉木图、塔什干这样的城市，基础设施老化的程度也很严重，你看看基辅就懂了，当然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增长情况要好一些，但是他们的底子不如基辅，所以城市发展水平和乌克兰也就是半斤八两的意思。
具体的案例我们下次再分析，这次就先谈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