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之国的形成三国篇[第77节]
作者：温骏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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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夷之地——天山南北
汉朝对中国版图的最大贡献，是将西域纳入了控制范围。此后直到清朝，河西走廊以西的这片土地都被称之为“西域”。一直到清王朝代表中央帝国重新控制这片土地之后，取“故土新归”之意将之称为“西域新疆”，并在19世纪末以“新疆”之名立省。
虽然西域被定位于河西走廊之西没有什么争议，但它的范围并不能简单与现在的新疆相对应。对历史感兴趣的人，会知道汉、唐、清等王朝控制下的西域，应该比现在的新疆更向西延伸一些。比如诗仙李白出生的碎叶城，时下便不是在中国境内，而是在邻国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另一个广为人知的事实是沙俄曾通过《中俄伊犁条约》，从清王朝手中得到了部分西北领土。
狭义的西域，可以认定为历代中原王朝控制力能够延伸到的土地；广义的西域亦可指向古丝绸之路延伸之处。从地理角度看，西域这片位于亚洲中部的土地已然不是东亚而而是中亚的概念，只是中亚的范围应该用什么标准确定，同样是一件众说纷纭的事。自强大的苏联于上世纪90年代分裂之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五个位于中亚的前苏联国家，渐以“中亚五国”为标签，成为了狭义中亚的代名词。
之所以要提“中亚”的概念，是因为地缘角度的“西域”实则与中亚是有很大程度是相重叠的。前者是从东亚或者说中央之国的视角作出的标注，后者则是从为整个亚洲分区的角度作出的划定。以当下的行*归属来说，主要包含中亚五国及中国的新疆地区，阿富汗及伊朗北部亦属于中亚的地理延伸范畴。也就是说，无论我们讨论的是“西域”还是“中亚”，都不能受现有的国境线所局限。为了不至于造成认知上的混乱，后面文字中所称的“中亚”会仅指中国境外部分，包含新疆部分时会用“大中亚”的概念涵盖。
很多地区和城市都会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别称，提到新疆大家常常会想到“天山南北”的称谓。不过天山山脉其实是一条西起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交界之地，向东偏北方向延绵公里至甘肃、新疆交界处，将中亚五国及中国的新疆串连起来的跨境山脉。其中最西段是位于塔吉克斯坦最北部的“阿赖山”，最东端则是身处甘肃新疆交界处，又名“马鬃山”的北山。
作为整个西域的地理核心，天山及其所延伸出的诸多支脉，是切割地缘板块的重要支撑。先把视线放在中国境内，你会很容易看到在北部的蒙古高原及南部的青藏高原配合下，居中的天山山脉在中国西北分割出了两大盆地：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
三角形的前者主要由蒙古高原边缘的阿尔泰山脉与天山脉，以前两者之间的“准噶尔盆地西部山地”合围而成，在地缘*治上又被称之为“北疆”；后者具体由青藏高原边缘的昆仑山脉、阿尔金山脉与天山山脉，包括最西端的帕米尔高原合围而成，在地缘*治上又被称之为“南疆”。
进一步细分的话，我们还能从新疆剥离出“东疆”和“西疆”的板块概念来。所谓东疆指的是位于天山东南的“吐鲁番盆地”和“哈密盆地”（合称为“吐鲁番-哈密盆地”）；西疆指的是位于天山主脉之北，夹于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之间的“伊犁河谷”。前者的地缘*治任务为对接河西走廊、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三大板块；面对中亚方向的伊犁河谷则是新疆，尤其是北疆对接中亚的枢纽板块。
东疆和西疆概念的剥离，更多是为了让大家注意到上述三个河谷盆地的存在。从地缘角度来说，将伊犁河谷与准噶尔盆地放在一起统称为“北疆”；吐鲁番-哈密盆地与塔里木盆地放在一起统称为“南疆”，还是最常用的分类方法。这一分类的形成，表面是基于天山主分水岭的切割，进一步探究你会发现气候及受其影响而形成的不同经济属性，是造成这二者差异的直接原因。
在远离海洋的大中亚地区，缺乏降水是其内部诸板块的共同特点，整个地区生态系统得以运转基础资源，极度依赖从天山等高地消融而下的冰川雪水。受此影响，无论是南、北疆还是中亚地区，低地的基础地貌都为荒漠。比如总面积为13万平方公里的准噶尔盆地，呈现的便是戈壁地貌，并形成有面积近5万平方公里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而面积超过40万平方公里的塔里木盆地，除少量山麓绿洲以外几乎全境为塔克拉玛干沙漠所覆盖。
然而在干旱的共性背后，隐藏的却是不同的地缘属性。由于纬度和位置的不同，南北疆在自然经济时代的经济属性有着很大的差异。简单来说，纬度更低并在北部更多一层山脉保护的南疆地区，受益于更高的积温而发展成出了以绿洲农业为核心的经济模式。哈密瓜、吐鲁番葡萄、库尔勒香梨、阿克苏苹果、和田大枣。。。几乎每一座南疆城市都拥有自己的知名农产品。反观荒漠化程度略低的北疆山麓地带，却由于积温不够而成为了草原经济区。
剥离出分割新疆的“农牧分割线”以后，当年中原王朝在西域的经营重心也就呼之欲出了。南疆绿洲所拥有稳定水源和农产品供应，使他们早在中央之国扩张至此之前，就已然开始成为东西方商路上的重要节点。那些为南疆绿洲提供补水的河流被统称为塔里木河水系，整个水系的终端湖为盆地东端的罗布泊。透过塔里木水系将盆地南北边缘的绿洲串连起来，再通过罗布泊与河西走廊对接。
将匈奴人逐出河西走廊后的西汉王朝，首先要做的是将与塔里木盆地处在同一纬度区间的祁连山麓绿洲，变身成为帝国在西北的农业支撑点，然后再顺势进入塔里木盆地，就能够顺着边缘绿洲将统治力延伸至至帕米尔高原的绿洲农业带。沿这些盆地边缘绿洲所延伸的两条汉代丝绸之路，依方位分别被命名为“北道”与“南道”。楼兰、龟兹、于阗、莎车等著名西域古国，皆是南、北两道的重要节点。
能够屯田养兵的地方，总是更能够坚定中央帝国的统治信心。散布于天山南麓、昆仑山北麓的绿洲小国们，并不是中原王朝征服这一地区的主要障碍。受自身地缘潜力及地理分散性所限，历史上南疆诸绿洲几乎没有形成过统一强大的*治体。归附于板块之外的强大势力，并从东、西方商路中获取额外的通路利益，是南疆地区的常态*治选择。
在诸中原王朝将控制线延伸进南疆之时，与之竞争的通常是控制北疆的游牧者。如两汉所面对的匈奴、隋唐所面对的突厥，以及在清前期与之在此博弈了半个多世纪的准噶尔汗国。一直到19世纪后期，来自东欧的沙皇俄国渗透至中亚，这一压力源才开始转换。而那些立足北疆与中原王朝争夺西域控制权的游牧者，最初的来源地都是蒙古高原。
分割准噶尔盆地与蒙古高原的阿尔泰山脉，既是北亚与大中亚地区的地理分割线，也是二者的连接线。对于农耕民族来说，这种高大山脉几乎没有开发的价值，但对于欧亚大陆腹地的游牧者来说，类似阿尔泰山这样的高大山脉却是弥足珍贵的。复杂地形和高海拔所带来的降水，能够做到为游牧者提供横跨全年的四季牧场。受此影响来自蒙古高原的游牧者，即便未能深入大中亚地区开辟一片新天地，通常也能够自然渗透至阿尔泰山南麓，成为准噶尔盆地北部的山地/山麓牧场的主人。
无论是观察成吉思汗崛起之时，控制蒙古高原西部的乃蛮部领地，还是清朝时期的外蒙古控制范围，都能够看到横跨阿尔泰山的地缘*治特点。而在西汉出于“断匈奴右臂”的目的将战线延伸至西域时，匈奴的控制区同样呈现出这一特点。然而来自蒙古高原的游牧者，一旦在中亚地区占得优势后，又往往会受新地缘环境的影响自成体系。历史上最典型的一次分裂，是以阿尔泰山为界为立为东、西两部分的突厥汗国。
早于突厥崛起的匈奴帝国，在汉帝国发起反击时尚只能渗透到准噶尔盆地北部，这使得吐鲁藩-哈密盆地成为了汉、匈在西域博弈的前线。你会发现基于这一需求，当年的两汉在东疆及其所对应的天山一带，控制以“车师”为代表的十几个小国。从这个角度来说，两汉在狭义南疆（塔里木盆地）的控制，地缘*治上的功用在于维护商路及为西域驻军提供补给；而东疆及其北部的控制，则更多是出于战略防御匈奴的目的。至此两汉在西域的控制范围也就明晰了。
既然南疆是丝绸之路主线所在、北疆是游牧者的舒适区、东疆是汉王朝抵御匈奴的主战场，那么刚才被我们认定为“西疆”的伊犁河谷，在战略上又起到什么作用呢？在地形图上你会发现，当下的中国控制的其实只是半个伊犁河谷。另外半个伊犁河谷在现时的地缘*治语境中属于中亚范畴。这喻示着想要了解这条河谷的前世今生，单单把视野局限于新疆地区是不够的。
在中亚地区，刚才剥离出来的那条分割新疆的“农牧分割线”，同样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沙皇俄国统治这片土地时，俄国人一度依此地缘属性将中亚分割成了北部的“草原总督区”和南部的“突厥斯坦总督区”。北部的草原地区，依地形地貌，主要分为“七河地区”和“哈萨克丘陵”两部分；南部绿洲农业区的核心则是由阿姆河和锡尔河所哺育而成的“河中地区”。
游牧属性的“草原总督区”后来演化成了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两国。海拔是这两个游牧民族分化的主要原因。吉尔吉斯草原大部处于以伊塞克湖为核心的天山山地，哈萨克草原的主体却是低地属性的七河地区与哈萨克丘陵。一直到十月革命时，今天的哈萨克人还被称为“吉尔吉斯人”，在高地游牧的吉尔吉斯人则被称为“卡拉吉尔吉斯人”。只不过在后来苏联的民族身份确认中，中亚低地游牧民族变成了“哈萨克人”，而高地游牧民族则垄断了“吉尔吉斯人”这个标签。
以农业绿洲为核心的“突厥斯坦总督区”，及俄国在农牧分割线以南征服的其它土地，生成了中亚五国中的另外三个成员。汉朝曾经征服过的，位于锡尔河上游“费尔干纳盆地”中的大宛国，河中地区的撒马尔罕、布哈拉等城，都是这片绿洲农业区的知名历史地标。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中亚民族结构的复杂性苏联时期的行*划分，哈萨克和吉尔吉斯两国有部分领土亦延伸至了农牧分割线以南；而这里说的“农业区”与类似属性的土地一样，同样在绿洲边缘和山地上，有着畜牧经济作为重要补充。不过找到这条隐藏的农牧分割线，已经能够帮助解读很多历史谜团。这当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找到中央之国历史上在中亚地区的控制边界。
在中国出版的历史地图中，曾经剑指西域的汉、唐、清三王朝在西域的控制边界，都指向同一样湖泊——巴尔喀什湖。如果中原王朝的控制力，能够稳定的指向这个位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新月形湖泊，估计“西海”之名很有可能会落在它的头上。只不过与曾经的“北海”（贝加尔湖）一样，这个西海的最佳选择最终都没有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单纯讨论巴尔喀什湖的历史归属并没有意义。这个东西长度超过公里的湖泊，显然应该是一些河流的终端湖。由于巴尔喀什湖的北面为海拔为仅数百米的哈萨克丘陵，成就这一湖泊的主要是来自东、南山地的五条河流，由南向北包括：源于天山山脉的伊犁河、卡拉塔尔河、阿克苏河、列普萨河；以及源出准噶尔西部山地的阿亚古兹河。除了这五条西北向注入巴尔喀什湖的河流以外，在伊犁河之南还有两条独自没入沙漠的河流：楚河和塔拉斯河。这些受益于天山及其附属山地的河流，所覆盖的区域便是刚才提到的“七河地区”。
由于天山以西一直到大西洋沿岸都没有高大山脉阻隔，而向东向太平洋方向则间隔有青藏高原、黄土高原等高地，来自大西洋的暖湿气流较之来自太平洋方向的暖湿气流，要更容易到达中亚地区。在这些西方水气的帮助下，七河草原成为了整个中亚草原的最精华所在。尤其是上游深深插入天山腹地，拥有更多集水区的伊犁河。
这条在中亚流量排名第三的河流，不仅比七河中的另外六条河流加起来的流量还要高，更是凭一己之力将西巴尔喀什湖变成了淡水湖。既然七河草原面向欧洲方向是一路坦途，那么历史上有没有可能来自欧洲的高加索人种，会更先进入这片土地呢？
答案是肯定的。在匈奴崛起之前，控制七河及整个中亚草原的原本是被中国史书称之为“塞人”的欧洲游牧者（在欧洲有斯基泰人、西徐亚人等族名）。在农牧分割线以南的大中亚地区，进行农业开拓的最初也都是由这些欧洲游牧者所转换的。
欧洲游牧者能够占得这一先机的根本原因，倒不是因为他们的东征之路更为平坦，而是在于他们更先驯服了“马”这一古代社会最重要的骑乘工具，以及更先获得金属冶炼技术。随着历史的推进，当以匈奴为起始点的北亚蒙古人种游牧者，开始熟练掌握这两项技术，并通过与中央之国的战争在*治上成熟起来后，欧亚草原上开始呈现出“东风压倒西风”的态势。在亚洲游牧民族一轮又一轮的西迁之后，“黄祸”成为了欧洲人挥之不去的恶梦。
尽管欧洲游牧势力逐渐势衰，但他们的基因去并没有消逝。欧亚两大游牧民族在中亚地区的博弈，造成的一个重要地缘后果，是形成了黄白混血的突厥语系民族。换句话说，最初的突厥语系民族在人种属性上原本是黄种人，但在一次次迁入中亚后，与原本世居于此的高加索人种相混合成为了混血民族。鉴于突厥语族民族是由北向南完成渗透，使得越靠近蒙古高原的中亚民族，在种族上便会呈现越多的黄种人基因；反之则呈现出越多的白种人特征。将中亚最北部的哈萨克民族与南部的塔吉克民族放在一起对比，就能明显感觉到这一差别。
张骞出使西域时，正是欧亚两大游牧民族在中亚博弈与混和的开端。这位汉朝使者最先得到的信息是原本定居于河西走廊的月氏人，在被匈奴驱赶至中亚后，击败塞人成为七河草原的主人。而当他历尽千辛万苦抵达七河草原后，却又发现曾在河西走廊败于月氏的乌孙人，又联合匈奴击败月氏成为了七河之主。
在七河草原坐大的乌孙，后来成为了汉朝对抗匈奴的重要盟友。只是这个强大的游牧国家，并不像南疆、东疆那些绿洲小国一样，能够被视为汉帝国的属国。这意味着无论是汉朝所建立的“西域都护府”还是东汉建制的“西域长史府”，都不能说将帝国边界扩张到了七河地区。
唯有从土地上生长出的作物，才能让华夏文明感到心安。基于这一地缘特点，在中原王朝庇护下的丝绸之路，主线还是跨越天山，将中亚-西域的绿洲农业区连接起来。那些丝路名城，也基本都是依托于某个农业绿洲生成。然而这也并不代表，中原之国在中亚草原上没有延伸过控制力，毕竟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
中央之国真正算是对七河地区及天山北麓实现控制，始于击败了东、西突厥的唐帝国。做到这点之后，唐帝国在西域设置的“安西都护府”得以将控制线延伸到天山北麓，由此才会有李白出生于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事件发生。由于“北道”之名已被天山南麓的汉丝路北道所占据，随之诞生的沿天山北麓横穿伊犁河谷一路向西的丝绸之路，被后世称之为“新北道”。
客观说，将控制力延伸至北疆和七河地区这些草原地带，对于中央之国来说并非历史常态。在控制这一地区后，唐帝国曾为管理这片中亚草原设置过名为“北庭都护府”的行*机构（公元年——年），但并没有坚持太久还是彻底放弃。此后一直到能够再次控制蒙古高原的清帝国时期，才再次将控制力延伸至巴尔喀什湖。
当俄国凭借工业之力向中亚地区扩张之时，七河及其以西的中亚草原地带，如轮回一般又一次为西来的势力所控制。值得庆幸的是，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和深深插入南北疆之间的那半个伊犁河谷，在那个全球性地缘*治重组阶段，得以留在中国版图中。
当中国开始重视自己的边缘属性，努力打造成为一个陆、海兼备的“边缘国家”时，能够同时意识到自己还是一个兼具东亚、中亚属性，能够在“欧亚大陆中心地带”拥有重要地位的“一类地缘*治板块”。对比在这一项上几乎一无所得（除了部分克什米尔以外）的印度，你更会感到这一结构的珍贵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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